文／陳俊偉

東漢時期，少數民族紛紛內徙，包含董卓（？～192）在年少時就於羌胡聚集地遊歷，多結識當地豪帥。往後曾經率領部隊討伐羌人，立下大功，受召從西北進入洛陽城掌握大權之前，儼然已經是位手握強兵（底下應當包含各個少數民族）的軍閥。董卓近乎白手起家、鎮邊名將出身，只不過，長期沾染胡風、前線作戰的情況下，性格方面較敢於殺戮，甚至釀出放火燒毀首都洛陽、遷都長安的悲劇。

平心而論，董卓不是沒有想要治理好國家，他一開始只是想要成為朝廷權臣而已。很多細節能夠佐證這個說法，例如：廢掉較為無能的少帝，而改立天資聰慧的劉協（漢獻帝），還懂得替「黨錮之禍」罹難的士人平反。

又，根據《後漢書．董卓傳》：「（董）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群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韓）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珌陰為內主。」范曄的記載，道出董卓初始還能體恤民情，壓抑自身性格的缺陷，大量任用賢士治國。

後來，即使跟袁紹鬧翻了，依然使用柔懷的政策對待反對他的士人們，直到這些人各舉軍隊、結成反抗董卓的同盟。董卓差不多就完全失控了。緊接而來，是更可怕、更廣泛的破壞與殺戮，幾乎喪失了人類應該保有的理智與文明。當時關東士大夫與涼州軍閥之間，或許存在著跨不過去的一道溝。

唯獨本文前一段的內容，筆者倘若嘗試從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或者中華民族的融合視角進行演繹，情況就大不同了。不同觀點如下：董卓替後來五胡十六國、北朝的少數民族提供一次征服中原的借鑑，擴大中華民族的基因庫，後世才能迎來隋唐盛世。因而……不妨將董卓視為族群融合的民族英雄。

如果前一段讀起來像是歪理邪說，這是因為讀者心中始終存在一個隱而不顯的價值觀──民生優先。換言之，一位政治人物的功過，取決於是否讓人民過得更幸福安泰，取決於他是否站在時代進步的那一邊，他的出身如何並不重要，當代認為其行為妥當與否亦屬次之。董卓始終殺人如麻，讓經濟更倒退，讓人民在水深火熱中，縱使功績再高，吾輩同樣很難佩服他。

自從秦漢帝國建立，制度方面陽儒、陰法；兩千多年以來，官方敘事、朝廷宣傳，追求版圖擴張、軍事武功強盛，強調國族尊嚴，追求統治階層的穩定。表面招搖著正義大旗，實際卻是壓榨百姓的人力、物力，弱化人民的創造力、思考能力；身而為人，生命財產受到威脅卻又無處哭訴，無疑是人世間莫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