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昭安

清代學者朱象賢曾在《聞見偶錄》中寫道：「大堂之前俱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考舊典，此名戒石。所刻十六字，乃宋太宗賜郡國以戒官吏，立於堂前。」

戒石所刻十六字，屬於古代諸多「官箴」之一種。古代統治者為維護其政權，特頒製「官箴」，用以勸誡規範官員，促使其公正用權，從政為善。殊不知，在宋太宗頒製之前，這十六個字的首創者卻是後蜀國君孟昶。

孟昶即位前期，大展文治武功，頗有作為。他親政之初，為抑治權臣，加強集權，特作「官箴」頒布各地。可惜的是，孟昶以「官箴」制約百官，自己卻漸漸驕矜自得、貪圖享樂，不問百姓疾苦，導致政風敗壞，國力日衰。

西元九六四年，宋軍兵臨成都，孟昶見大勢已去，難以回天，便自縛出城請降，被押往汴梁，不久去世。後來，宋太宗趙光義以後蜀的經驗和教訓為鑒，將孟昶所製「官箴」，選用其核心之四句十六字頒示天下，令各州縣刻石置於公堂座前，故稱御製「戒石銘」。宋太宗勵精圖治，實行「與民休息」政策，興水利、重農桑，果然國泰民安。

宋神宗年間，著名文學家、書法家黃庭堅出任江西泰和縣令，就曾手書太宗所頒「戒石銘」，刻石立於堂前。不過，因漫長歲月的消磨，使各地官府的戒石面目漸變，有的「多製欄檻，飾以花木，為首為令，鮮有知戒石之所謂者」，也就是說，雖然戒石尚存，其深刻的警戒意義卻被忽略了。

元代沿襲前朝，依然建碑寫銘。浙西廉訪使徐琰改寫的銘文名氣很大，其中寫道：「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中刑罰。」

明清兩代，戒石的形式亦有所變化。明太祖朱元璋明令立於甬道中，並建亭保護，故有「戒石亭」之稱；清代前期，於衙署大堂前立「戒石碑」，後期改為牌坊形式。

無可否認，古代頒製「戒石銘」，在督導官員廉潔勤政方面，曾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對於今人來說，仍不無借鑒意義。因此有人在此基礎上，撰寫出新的「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權乃民賦，萬勿肥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