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佛教對「殺生問題」的看法 3
佛教徒能參戰嗎？

【問】我們知道大師對政治主張「問政不干治」，請問大師，佛教徒可以參政，甚至參戰嗎？乃至戰爭時可以殺敵嗎？

【答】過去一般人談到宗教與政治，總認為彼此應該各自獨立、互不相干，所謂「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實際上，「政教分離」雖是舉世都能認同的思想，然而政治與宗教彼此又能相輔相成，互補互需，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例如，佛教能影響帝王的施政理念，輔助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相對的，佛教的弘揚，也要靠帝王的護持，才能普遍推廣。所以歷朝以來，僧團的沙門和政治的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來往，其中或有輔弼朝政被尊為國師者，如唐太宗向明瞻法師請教古來明君安邦定國之道，明瞻法師為太宗陳述以慈救為宗的方法，太宗大悅，尊為帝相；或有出家轉而出仕朝中貴為宰相者，如南朝宋的慧琳法師，宋文帝禮請他為宰相來治理萬機，南朝宋因此政治清明，國運強盛於一時，時人都稱他為「黑衣宰相」、「紫衣宰相」；或有一度出家為僧再為人君者，如明太祖朱元璋，十七歲時曾在皇覺寺出家為沙彌；更有捨棄九五之尊剃度出家者，如清朝的順治皇帝，從小就對佛教有一分孺慕之情，當了帝王之後，對佛教的嚮往之思更是有增無減，最後毅然決然拋下皇位，追求他心儀已久的出家生活。而對於國家政治有深遠影響的出家人更是不計其數。
尤其佛教在烽火漫連的亂世，更經常扮演攘敵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對摩揭陀國雨勢大臣昭示健全國家的「七不退法」，巧妙地化解了一場血腥戰爭。唐朝的安祿山舉兵造反，軍需短絀，佛教徒於是發起販賣度牒以增加軍費，為平定安史之亂盡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禮請法道禪師入朝共謀國事，在禪師的極力奔走之下，為國家勸募了豐足的軍糧，並且參戰軍旅，貢獻計策，穩定了軍機。曾經一度為禪僧的耶律楚材，元帝入主中原時仰慕他的賢能，特別徵召他出仕為相，耶律楚材為了保全漢人的生命財產，免受無辜的殺戮，於是挺身而出，立朝儀，訂制度，輔佐元太祖（成吉思汗）、元太宗（窩闊台）推行漢化，延續了漢民族的命脈。元代至溫禪師，由於贊助王化有功，感動世祖而敕封為佛國普安大禪師。可以說，自古以來，佛教輔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勝舉。
由於佛教的教義與僧侶的行儀可以影響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會，帝王的權勢則能幫助佛教普遍弘傳，淨化世道人心，因此晉代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佛陀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也將護法之責交付國王，以收「上行下傚，風行草偃」之功。此可證之於佛世時，因為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的護持，佛教才能傳遍五印度；佛陀滅度後，阿育王修建八萬四千座佛舍利塔，並派遣佈教師到錫蘭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傳，廣宣流布。中國因有東漢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高僧來華弘法，佛教因此得以傳入中國。至於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大多是由於歷朝帝王保護，設置譯經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鳩摩羅什大師受後秦姚興的護持，在西明閣從事譯經，而有《法華經》、《中論》等74部384卷經論流傳後世；玄奘大師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譯出《大般若經》、《成唯識論》等75部1335經論，使法寶聖教的光輝普照於中國。

和平道德遠勝刀槍

佛教與政治的關係，可以說有如唇齒相依，關係密切，因此若問佛教徒可以從事政治嗎？答案是肯定的。觀世音菩薩以三十二應化身遊諸國土，度脫眾生，其中即有國王、宰官、大將軍身，以其政治背景，為眾生創造富足安樂、無有怖畏的人間淨土。佛陀為國王們講說轉輪聖王的理想政治，乃至歷代國師以佛法的智慧輔佐帝王治理國家，在在證明佛教徒可以參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保有「問政不干治」的態度，但是如果有佛教徒參與政治，其實也沒有不對，現代社會應該要有雅量接受，不能剝奪佛教徒乃至僧侶關心國家社會的權利，因為出家是信仰，參政是人權。 
至於佛教徒能否參戰？其實佛教本來就有在家與出家二眾，即使是出家的比丘也有服兵役的義務；既然服兵役，國家是大我的生命，是眾人所依，為國捐軀，為國犧性，為國殺敵，為國而戰，不管在法律或輿論共識上，都會有公論的。
就是在佛教，也有所謂的「三聚淨戒」，包括了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其中饒益有情戒是屬大乘菩薩戒，所以佛陀在因地時為救五百個商人曾殺一個盜匪，這種為慈悲救人而殺，為饒益有情眾生而殺，不是為瞋而殺，好殺而殺，非一念之仁、片面之仁所能比擬的。同樣的，佛教徒參戰殺敵，他不是為瞋恨而殺人，而是為盡忠報國，為了救生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如此救國救民之舉，絕非婦人之仁可喻。
曾有人要入籍美國，但表示不願上戰場捍衛美國，移民官便不發給他美國公民證。所謂「捨生取義」，是聖賢的行為，這時的參戰也未嘗不可。不保護自己的國家，對國家社會沒有幫助，不顧及世間之所需，是會被國家社會遺棄的。
再說，國家戰爭也不全然是殘殺無辜，有的王師之軍是為了懲罰壞人、暴徒，有的救人於水深火熱，有的保家衛國，在戰爭中也能表達仁愛、慈悲，在戰爭中更能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救濟傷亡。
當然，戰爭是不得已的手段，非到必要時最好能用其他的方法，例如：和平、道德、感動的力量都遠勝刀槍。
在中國的三國時代，諸葛亮「七擒孟獲」，他知道殺一個孟獲容易，但還會有無數個孟獲起來反抗，所以用感動的力量才可以讓人心服。
其實，佛教徒在修行的過程中要降魔，降魔就如戰爭，每個人內心裡也有八萬四千個煩惱魔軍，也要降魔，也要戰爭。至於現實生活中能否參戰？這就要看自己的人生觀，如果是小乘修道者，小乘人要求消極的慈悲，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殺生，這當然是好事；但大乘佛教主張在必要時，也能以力量折服敵人。所以參政、乃至參戰與否？就看自己是發小乘的自了心，還是行大乘的菩薩道而定了。
總之，人本來就是政治動物，關懷社會則不能不關心政治，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人是群眾動物，無法離群索居，勢必與大眾有密切關係；既然無法離開群眾，自然不能遠離政治而生活。
所以，佛教對於社會的關懷、人權的維護、民眾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當然也不能以遠離政治為清高，所謂「問政不干治」，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勢，但不能放棄關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也就是說，今日佛教徒為了弘法利生，對政治不但不應抱持消極迴避的態度，相反的，應該積極關心，直下承擔，這正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