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西方歷史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把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比擬為「中國的啟蒙運動」，她的理由是，西方的啟蒙運動與中國的五四運動皆有理性批判的精神；西方批判中世紀的上帝與教會，中國則批判傳統的皇帝與儒家，中國知識分子欲從自我造成的蒙昧之中「除魅」，這將使得中國成為現代化世界體系一員。

這樣的論述，是想讓西方世界重視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歷史意義，但是對中國而言，似乎不宜將五四的理性批判精神，給予太過於樂觀的評價，我們應該更努力掌握五四運動於中國本身的歷史發展軌跡。

滿清覆滅之後，基層民眾未能徹底去除皇帝崇拜的心態，以及袁氏稱帝與軍閥割據導致民主共和的流產，顯示辛亥革命未能解決問題，反而帶來更多問題，這成為五四運動的內部動力。另一方面，德國的Enlightenment傳至日本譯為「啟蒙」一詞，進而成為中國五四時代的思想資源，這是五四運動的外部脈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因為蔡元培把政治勢力逐出學術領域的努力，北京大學包容多元聲音，成為五四運動的大本營。

舒衡哲的論點起碼有兩個模糊之處：第一，作者相當強調五四運動作為中國啟蒙運動的理性批判精神，但是，「反傳統主義」不等於理性批判精神；因為當時中國未能馬上瞭解西方所謂「理性」的真諦，且在軍閥與列強的內憂外患中，不屬於理性的民族主義情感持續被引發，甚至回頭反噬「理性」，用「反傳統主義」描述五四運動的實際情況，或許更能掌握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第二，作者未能區分狹義（政治層面）的與廣義（文化層面）的五四運動；狹義五四運動的導火線是民族主義情感，即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而廣義的五四運動即新文化運動，它的理性批判精神是往後數十年間，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在建構過程之中，才逐步被確立，把兩者區別清楚，將使我們更能掌握五四運動的整體意義。

相較於晚清改革派提倡溫和的維新變法或君主立憲，革命派鼓動激烈的愛國情緒，五四世代的知識分子嘗試以較為成熟的態度主張科學與民主，並開始上街以行動表示；一位五四學生說道，梁啟超一代是「敢知」，五四一代是「敢做」。

然而，五四運動的內在弱點亦源於此：其一，五四運動未能深刻認識傳統文化，只想要全盤西化，結果未能保留傳統文化好的一面，又無法真正斬斷傳統文化壞的一面。

其二，五四運動的啟蒙路線始終受到救亡路線的制衡，知識分子終因政治勢力的壓抑，而把「愛國」優先於「啟蒙」，使國共兩黨分別收割了五四運動的果實，甚至扭曲了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

實際上，五四運動本身歷時不長，它的影響卻很大，乃因國共兩黨強力爭奪五四運動歷史意義的論述主導權，皆欲利用五四運動的歷史記憶建構本身的革命正當性，並避免知識分子藉五四運動的精神資產，重新喚起自主批判的力量。

弔詭的是，五四運動的重要性也與此有關，因為之後再無這種大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這使得知識分子把五四運動的理想，在往後數十年間視為未完成的任務。

總結來說，五四運動始終帶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並使之最後導向政治運動，間接有助於中國國民黨的北伐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五四運動本身有大破而無大立，成為一個早熟又受抑制、而非自然成長的文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