厭倦上班生活? 他們都過著接案人生

文/黃名壐、陳政偉、廖禹揚、余曉涵 |201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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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多民眾選擇在正職以外,還有接案工作增加收入。 圖/PRO360達人網提供
台灣 零工經濟與共享經濟存在一體兩面的關係。圖為UberEATS推出的美食外送服務,外送員可使用機車、腳踏車等交通工具送餐。圖/吳家豪
日本非正規僱用的員工比率漸增。圖為傍晚下班時間的東京街頭即景,餐廳員工在人潮中招攬生意。 圖/美聯社

文/黃名壐、陳政偉、廖禹揚、余曉涵

近年來零工經濟興起,愈來愈多人除正職工作,又再兼職打零工增加收入,甚至也將打零工視為主要的經濟收入來源。根據接案平台業者估計,從去年上線以來已經有百分之十的固定接案者將在網路平台接案視為主要收入來源。

分享經濟煽風點火  零工熱吹向台灣

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歐美國家有高達一點六二億人口從事自由職業,占總勞動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近年來此項風潮也吹向台灣,愈來愈多民眾選擇在正職以外,還有接案工作增加收入,網路上也陸續出現為接案者媒合工作的平台業者。勞動部則表示,此類的接案工作者常見的分為兩種,一種為承攬,一種則為僱傭,其中僱傭的接案工作者必須遵守勞動基準法的相關規範。

接案平台PRO360達人網董事長李倫家表示,接案平台在國外已經非常發達,在美國和法國都有三成左右的自由工作者,預計二○二○年,將會有四成勞動者成為自由工作者。他也說,根據國外的調查,自由工作者光靠網路接案平台的平均收入已經可達到一年六萬美元,未來將會有愈來愈多人投入這塊領域。

李倫家說,自由工作者是近十年常見的工作模式,零工經濟趨勢的爆發點是分享經濟,像是Uber就是一種,會選擇接案工作的人,第一是有興趣,第二是認為這樣的工作環境更自由。

李倫家說,接案平台提供自由工作者較穩定的收入環境,他們也發現到台灣的工作環境逐漸在改變,不僅出現許多接案者,甚至企業也愈來愈常將專業外包,顯示工作環境朝這個方向前進,因此才決定在台灣成立接案平台。

成就感使兼職變主業  零工合約繁雜勞資糾紛所在

李倫家指出,接案平台有兩種收入方式,一是案件計價,另一則為時薪計價,根據平台統計每位接案者平均時薪為新台幣六百五十元。

他也說,平台成立一年多以來,平均每個月有二萬人次在平台上接案工作,初估有百分之十的接案者將接案當作主要收入來源。

李倫家舉例,像是平台上有一個教游泳的老師,去年八月起開始接案上課,一個月內就有二十二名固定學生,其中有十九個學生來自接案平台,也讓這位老師把上課當成主要收入。

已經從事專職接案六年的陳小姐也指出,她平常都是接主持的案子,當初也只是當作興趣跟兼職,但是在接案工作中卻找到比正職更多的成就感,因此才以此作為她主要收入來源。

陳小姐透露,接案常常會遇到勞資糾紛,她本身也不知道客戶是以承攬或僱傭的方式來跟接案者簽約,她就曾遇過被重複加保勞保的問題,也曾聽過客戶在活動結束後不願意付款,且避而不見的狀況。不僅接案者搞不清楚自己是承攬或僱傭,客戶也常常搞不清楚,而承攬跟僱傭所要繳交的所得稅不一樣,不僅在計算上容易有誤,能夠享有的保障也不同。

對於自由工作者遇到的問題,李倫家則說,透過接案平台可以讓資訊透明,讓廠商或接案者更理解彼此後,才進行交易,並宣導接案者在正式合作之前和客戶簽訂合約或合作備忘錄的重要性,若是出了問題,接案平台也會協助處理,成為雙方諮詢跟協調的角色。

李倫家也說,平台的類型很多元,生活上大小事都可以找到接案者願意做,像是簡單的遛狗、家教,甚至有室內設計師也會自行接案。

他也提醒想要從事自由工作的民眾,自由工作者的工作模式相對自由,因此提供的服務是否有足夠的專業也是關鍵。

台灣去年非典型就業者超過八十萬人,創歷年新高,本周與上周〈零工經濟〉除報導美國、英國、日本零工經濟崛起的現況,並以法國為觀察據點,介紹伴隨著零工熱而雨後春筍興起的「共享辦公室」,也回到台灣,以國家發展、接案者等面向探討零工經濟趨勢。

零工經濟新趨勢 「下」    破工作條框,也打破安全感


數位經濟興起    台灣非典型就業人數創新高

近年零工經濟的興起,和資訊數據化、網路化等數位科技興起息息相關,像是Uber或Lyft、Airbnb等商業模式發展,讓個人從階層化的管理模式、固定化的工作時間被解放出來,得以對工作時間找回自主性及支配彈性。

兼顧學業與家庭    學生婦女擁抱零工經濟

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五月進行「人力運用調查統計」,根據最新調查結果,二○一七年包括部分工時、臨時性及人力派遣三類型的非典型就業者有八十點五萬人,為歷年最高,占全體就業者的百分之七點一一。

調查顯示,從金融海嘯發生前一年的民國九十七年,到二○一七年,典型全時就業者增加七十六點三萬人,非典型就業者則增加十五點五萬人。也就是說,近九年來全時正式工作者增加人數仍約是非典型工作者五倍。

其中,二○一七年從事非典型就業中,「找不到工作」的比例為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因家務、本身有工作來兼差的占百分之十四點四,因職類特性像是營建工、超商店員這類工作占百分之二十八,實際真的喜歡並選擇非典型職業的僅占百分之十四點五。

國內就業型態正在改變,慢慢接近其他先進國家的就業趨勢。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委高仙桂說,近十年來比例雖然升高,但與日、韓非典型就業比率逾百分之二十相比,並不算高。

高仙桂認為,從金融海嘯以來,雖然非典型就業人數占就業人口比重有逐漸升高趨勢,但近十年來也僅增加零點八七個百分點,幅度也不高。從非典的就業原因可以看到,多是學生族群與婦女二度就業,兼顧學業和家庭而選擇非典型職業。

企業省成本外包難養才    數位經濟創新服務求生

近年數位經濟的發展,高仙桂解釋,像是Uber、Airbnb等商業模式發展,帶動新型態的勞動條件改變,零工經濟中的共享經濟作為代表,更多自由工作者透過網路來獲得報酬,數位平台讓供需媒合效率提高,將複雜分工的任務近一步簡化。

她認為,就企業來說,透過高效率的勞力簡化,減少生產過程的成本,用更少的成本得到豐碩的人才庫;對於勞動者,因時間跟工作內容更靈活,增加許多就業的彈性。

因應數位新型態的工作模式衍生,高仙桂也提醒,針對這些獨立合約的非典型工作,國內尚未納入目前勞動的社會保障中,政府也需要思索法規上的調適。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商業發展與政策研究所所長黃兆仁指出,許多企業因應業務擴充產生的臨時性或專案工作,為節省人事費,也逐漸開始採取外包業務的方式,對雇主來說可減輕稅賦負擔,但相對,勞工無法獲得勞健保保障,原本企業該負擔的勞健保費轉嫁為社會成本,政府必須在社會福利、衛生、公共預算上付出更多財政預算。

他也提醒,採取外包業務方式,雖然可為企業省下人事費用,但若因應新興需求的業務擴充,都採取外包方式,會導致企業缺乏育才、養才的問題,企業若無法累積相關技術能量,向上升級的投資力道將減弱,可能面臨被淘汰的窘境。

黃兆仁表示,在數位經濟時代,「新興人類是跟著手機跟數據在移動」,較過去不受時間及空間的拘束,企業經營型態與工時等工作型態也隨之改變,但台灣產業升級轉型尚未跟上潮流,無法吸納新興人才,這些人才就可能流向不受地域、工時限制的零工經濟就業型態。

黃兆仁表示,零工經濟與共享經濟存在一體兩面的關係,Uber、Airbnb等媒合平台興起,在許多國家引發相關議題討論,而台灣在共享經濟上發展腳步較慢,但隨著科技進步,數位化、智慧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企業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創新」,他認為,企業必須將過去的產業know-how作為「傳統核心」,結合新興服務內容及產品形成的「數位核心」,以雙核心運轉的企業營運方式才能在數位經濟時代生存下來。


日本整頓非正規僱用    修法憂變調反召失業潮

日本企業二次戰後為了網羅人才,很長時間採終身僱用制,但一九八○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機後,非正規僱用的比率逐漸增加,到去年為止,占整體比率約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二。

企業壓低人事成本    非正規員工同工不同酬

日本的非正規雇用,包括兼職、打工、契約社員、契約職員及派遣社員等簽訂短期契約的工作型態。為什麼日本企業會逐年增加僱用非正規員工?日本厚生勞動省認為,可能是企業想壓低人事費,所以僱用薪資相對較低的非正規員工。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曾在二○○九年指出,日本會增加僱用非正規員工的原因,可能跟日本政府嚴格規範解僱正規員工有關,意即僱用非正規員工對企業用人彈性較大。OECD曾多次勸告,日本應該改善這種就業市場兩極化現象。

非正規員工跟正規員工就算做一樣的工作,不僅薪水只有正規員工的五到六成,連獎金也拿不到,這是一種職場差別待遇,很多非正規員工因此無法結婚。這些非正規員工就算勉強結婚生子,因為無法提供小孩充分資源,甚至連基本的吃都有問題,連帶出現貧困世襲的情況。

這種就業市場對日本經濟也產生不小影響。日本個人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約六成,個人消費如果無法成長,GDP也難以增加。日本汽車產業是日本經濟的火車頭,但非正規員工增加,年輕人買不起車,對未來汽車業恐產生不利影響。

非正規僱用問題難解    修法美意恐反引停僱潮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說,今年是工作方式改革的一年。目前在日本國會審議中的工作方式改革相關法案,就有一項是為改善正規員工與非正規員工的薪資落差,希望能達到同工同酬。

更早之前,為了解決非正規員工的不安定感,日本曾在二○一二年修正勞動契約法第十八條,只要雇主與勞工簽訂短期勞動契約或續約的五年後,經勞工提出申請,短期勞動契約將可轉為長期勞動契約。

這項修正的施行日為二○一三年四月一日,如果以從施行日當天簽訂短期勞動契約為例,今年四月一日起這些非正規員工將有機會轉為長期勞動契約。

修法雖然讓許多非正規員工對擁有長期穩定工作燃起一線希望,但因為不可能讓所有人都順利轉為長期勞動契約,業界預估,四月一日前可能會出現一波停止僱用潮。

日本勞動者派遣法也在二○一五年大幅修正,規定事業單位如果想繼續僱用已超過三年的派遣員工,就必須直接僱用。

由於修法在二○一五年九月三十日上路,以當天簽訂派遣契約的派遣員工來說,今年九月三十日就是合法派遣的最後一天。

跟勞動契約法修正相同,派遣法修正後,如果讓同一位派遣員工在同一個事業單位的同一個職務工作逾三年,這個事業單位就必須直接與派遣員工簽訂雇用契約,所以事業單位如果不想這麼做,就必須在發生直接僱用義務前,終止與派遣員工的契約。

這種包括派遣員工在內的多數非正規員工,勞工擔憂可能因為修法造成失業,這被稱為「二○一八年問題」。

至於終身僱用制度,在日本是否仍存在?有專家認為,兩種看法都有,認為終身僱用制度已崩壞的看法指出,因為終身僱用制度必須在公司持續成長的基礎上才能存在,只要公司停止成長,要維持這項制度就有困難。

不過,另一種看法認為,日本目前的轉職率相較歐美等國家仍很低,這代表很多人都在同一家公司長期工作,所以也不能說終身僱用制度已完全崩解。

專家指出,日本正朝全球化方向前進,未來如果歐美的僱用制度能被日本企業採行,終身僱用制度或許會漸漸消失;但日本的年輕人現在愈來愈渴求終身僱用制度,企業如果堅持終身僱用制度,或許能吸引到更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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