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林縉

開始一九九八年的故事前，我們先回到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五日凌晨土城看守所，冰冷的槍響震醒了台北陰鬱灰濛的天空——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嘉義縣阿里山鄉特富野年僅十九歲的鄒族原住民青年湯英伸，永遠地回到他的故鄉了。

這起讓人震驚的社會事件要再追溯到一年多前的冬天。剛從嘉義師專休學的湯英伸離開家鄉隻身來到台北，在職業介紹所的安排下陰錯陽差到了間洗衣店打工。誰能料想到九天後，這個外型清瘦、誤闖都市叢林的年輕生命，竟逐步走向命運無光的那端？當年七月號的《人間》雜誌率先針對事件做了鉅細靡遺的追蹤報導，不僅記錄了湯英伸自首後法院的審理過程，也嘗試安頓受害者家屬遭逢巨變後的創傷，更揭露了當時職業介紹所在社會陰暗的死角潛伏的欺瞞和榨取，絲絲點點拼湊種種令人心碎的片段，只為追問：已然釀成的悲劇無可挽回，這個社會是否還有餘力撐出些許自省反思的空間？

隔年（一九八七）五月九日，最高法院判決死刑定讞，《人間》旋即邀請各界人士共同商議救援湯英伸的最後可能。《自立晚報》在十二日刊登以「槍下留人」為標題的廣告，句句是對政府和社會最揪心沉痛的呼籲。不少文字和媒體工作者也陸續發聲。詩人莫那能哀嘆：「我眼睛瞎了，但我彷彿看到湯英伸徘徊在死亡的門口。我看到了山地九族的悲劇的縮影就在湯英伸身上。」獨立媒體「綠色小組」成員王智章點出湯英伸案「暴露了職業介紹所人口買賣問題的嚴重性」。詹宏志認為此事件「除了是一樁殺人案件之外，更是一樁大型的、複雜的、抽象意義的『體制罪行』……如果他犯了罪，整個社會都脫不了罪行。」黃春明則寫下：「教育和社會都應分擔他的罪愆……」

然而命運彷彿早已抉擇了預先寫就的腳本，湯英伸終究回到了他獄中家書裡那殷切想望的，「只能在夢中浮現的美麗家園」。

一九八七年六月出刊的《人間》雜誌（第二十期），記錄了整個救援行動始末，也讓湯英伸案不僅僅是一個社會事件，更是一次「文學事件」，一次跨越族群、藝文、媒體、學界、宗教、社運等團體的結盟串連。不久前，《人間》才剛報導過一月台北華西街「救援雛妓」的遊行請命，以及三月東埔挖墳事件所引發的抗議行動，而在《人間》的刻畫下，湯英伸的形貌被深深記憶。這次事件亦激起台灣社會關於死刑存廢、勞工權益、原住民族和弱勢族群權利的討論辯證。像是終於能夠傾聽莫那能詩裡的呼喊：

在這孤寂的夜裡／我的淚水淋淋／乃是因為我聽到同胞的哭泣／親愛的，告訴我／到底是誰帶來這麼多的苦難？

——〈親愛的，告訴我——給湯英伸〉

一九九八年，以短片《蘋果的滋味》一舉成名的導演萬仁，完成了他「超級系列」三部曲最終章《超級公民》的拍攝。影片由曾參與「綠色小組」的影像工作者鄭文堂、作家陳芳明以及導演萬仁共同編劇，劇情圍繞著一名原住民青年和漢人司機的相遇而開展。阿美族歌手張震嶽飾演的排灣族青年馬勒是名建築工人，因某天夜裡失手殺了工地主任而遭到槍決。蔡振南扮演的中年運將阿德，則是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後代，年輕時曾積極投身社會政治運動，卻在理想幻滅後開計程車逃避猶如空殼般的餘生。就在那個夜晚，渾身血跡的馬勒偶然搭上阿德的車，兩人的命運因此有了連繫。

《超級公民》之前，湯英伸的形象已成為不同文本媒介中靈魂般的存在：如音樂人邱晨的《特富野》專輯（一九八七）、紀錄片導演吳乙峰的劇情片《赤腳天使》（一九八七），二○一四年更有馬來西亞導演柯汶利的短片《自由人》。《超級公民》雖未直接批判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結構性的歧視與暴力，卻藉著阿德的視角，一幕幕街頭抗爭的紀錄影像，逼使我們反思漢人中心的本土化和民主化運動所面臨的困境和侷限。馬勒的出現，讓阿德看到了表面上繁華絢麗的台北內裡隱蔽的幽暗、殘破、廢墟，也彷彿開啟了生命另一個可能的出口。

灰燼或許即是轉變和重生的契機。影片尾聲，兩個遊蕩的靈魂在深夜車站裡交談，火車聲轟隆響起，下一站是否就將見到天光？循著導演萬仁的路徑，《超級市民》（一九八五）逼視首都台北的浮華與罪惡，《超級大國民》（一九九五）走訪白色恐怖淒冷的墓地，讓瓦歷斯．諾幹不禁喟嘆：「誰來照耀我們原住民《超級大國民》？」《超級公民》縱然只是內省之路的一小步，卻也足以成為世紀末的一聲警鐘。

而世紀末的島嶼曾瀰漫著怎樣的旋律？不久前，阿美族郭英男先生〈老人飲酒歌〉的吟唱才在一九九六年的奧運會上悠揚，原住民歌手紛紛躍上舞台，原住民族圖像與多元文化論述看似蔚為風潮。《超級公民》沉鬱凝重的節奏，在台灣電影產業愈趨低迷之際顯得那樣不合時宜。然而，如同電影英文片名Connection by Fate訴說的，若這塊土地上各個族群因為島嶼獨特的重層殖民命運而牽繫在一起，那麼，當人們為彼此的存在和自由不斷前行，「超級公民」的故事，將於現在及更遠的未來持續地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