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閔旭

一九九一年的台灣文學有什麼故事呢？翻開既有文學史年表，與文學相關條目包括三毛自殺、《文學台灣》創刊、彭瑞金出版《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還有一些政治事件諸如陸委會成立、資深民意代表全部退職等。

然而，一九九一年的台灣文學故事除了在地脈絡，亦可放到全球史觀察。有兩個事件值得關注。

第一件事，戈巴契夫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辭去蘇聯總統一職，蘇聯政權就此解體。這個事件讓一九九一年成為二十世紀極為關鍵的一年，一九四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陣營與蘇聯領頭的共產國家在政治、軍備與外交長達半世紀的冷戰對抗，終於在這一年畫下休止符。

第二件事，美國愛荷華大學的保羅．安格爾教授在一九九一年心臟病發，逝於芝加哥機場。這一件事也許未必能列入全球史，影響卻波及全球文學圈，也和冷戰年代的終結有關。

安格爾教授是美國知名詩人，也是二十世紀當代文學發展重要推手。他自一九四三年起執掌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致力培育美國年輕作家。到了一九六七年，他與聶華苓進一步聯手創辦「國際寫作計畫」，秉持促進全球文學交流的初衷，陸續邀請世界各地高達一千名作家至愛荷華短期交流訪問，愛荷華大學被譽為「文學的聯合國」，台灣作家包括白先勇、楊牧、李昂、宋澤萊都曾參與其中。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有其卓越貢獻，但不可諱言，這一項計畫亦是美國冷戰外交一環，無形中鞏固美國在世界文學版圖的影響力。

蘇聯解體和安格爾逝世象徵冷戰年代的終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蘇兩大國為了爭奪全球霸主地位，展開一系列科技、軍備與外交競爭，歷史上稱之為冷戰。除了美蘇兩造，東亞、東南亞、拉丁美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都捲入全球冷戰局勢，但在這場賽局裡，第三世界國家看不見彼此，只能在兩大帝國夾縫尋求喘息的空間。

戰後台灣接受美國經濟援助，選擇納入以美國為首的冷戰陣營。其中規模最大、影響也最深遠的政策便是台灣僑委會在一九五一年制訂《華僑學生申請保送來台升學辦法》，提供獎學金吸引全球華僑學生赴台留學。這項政策吸引不少馬來西亞華人留學台灣，一方面讓台灣與馬來西亞華社的互動密切，另一方面也讓不少馬華作家在台灣文壇大放異彩，他們被稱之為在台馬華文學作家，包括我們熟悉的作家溫瑞安、張貴興、黃錦樹、鍾怡雯、陳大為。出身馬來西亞的小說家李永平獲頒國家文藝獎，更代表台灣文學正式認可這一支來自熱帶的隊伍。

冷戰造就馬華文學在台灣蓬勃發展的獨特現象，但遲至冷戰結束的這一年，台灣對於馬華文學的了解才正要起步，才意識到世界地圖裡的新世界。一九九一年，彼時任職於淡江大學中文系的李瑞騰教授規畫第一屆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成為轉動新世界的樞紐。

來自馬來西亞的張錦忠當時還是窩在台大宿舍苦讀的研究生，他與一群馬華留台生受邀與會，根據他的回憶：「一九九一年九月裡的一天，在那個寒冷的『深秋深深的秋天』的早晨，我從台北乘校車到淡水，去講評建國的論文，去聽錦樹發表他的論文。會後回到台大宿舍，已是華燈初上，夜雨霏霏，可是內心覺得十分溫暖。」

對台灣人而言，張錦忠內心感受到的溫暖，或許跟馬華文學一樣難以理解。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陳大為、鍾怡雯、胡金倫乃至於更晚一輩的高嘉謙將他們的青春耗費在編書、出版、撰寫與馬華文學相關的研究論文，恐怕也很難理解。畢竟對台灣人而言，那是一個新世界，一個在台灣存在已久，但卻在美蘇冷戰對立局勢終結以後才緩慢浮現出來的帝國夾縫中的世界圖景。

時間來到一九九一年，讓我們告別冷戰，面向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