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郁美

〈中華之愛〉

中華中華，坦坦蕩蕩

我摯愛的大中華

要努力奮起，復我河山

讓青天白日普照大地

作詞／許乃勝

作曲／蘇來

演唱／施孝榮

解嚴三十年了，回首來時路不勝感慨。戒嚴時期我們高喊「我愛中華」，高唱〈中華之愛〉，解嚴之後這句話、這首歌卻成了爭議。

所謂戒嚴，是指國家在處於對外戰爭、內部叛亂、天災瘟疫或者財政經濟危機等狀況時，所採取的緊急措施。台灣的戒嚴時期為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起，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止，長達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

在那兩岸對峙、漢賊不兩立的時期，台灣人民的自由與基本人權，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權利被限縮，即所謂黨禁、報禁、海禁、出口旅遊禁等；猶有甚者，民間常有人突然失蹤，不時傳出冤獄情事，俗稱「白色恐怖」。相對地，中華民國政府勵精圖治，推動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貨幣政策、公共建設等，台灣逐漸擺脫貧窮，生活趨向安定富裕，甚至在九○年代躋身亞洲四小龍，還被新加坡媒體喻為「失敗者的奇蹟」。

換句話說，那是個高壓、禁錮時代，也是個奮起、昂揚時代。

可知威權統治是雙面刃，它少了自由民主，有時讓人不能呼吸；但只要你不熱衷批判，悶著頭向前衝，總有出頭之日。因為那時沒有藍綠惡鬥、沒有高房價、沒有電話詐騙……

在反共復國大業上，流行歌壇除了一般歌曲之外，還有禁歌、可出版但不可廣宣之歌曲、淨化歌曲、愛國歌曲等類別，好不熱鬧。

以禁歌來說，竟然有「唱一首禁歌，關你三年」的順口溜，可知當時的風聲鶴唳；既然有禁歌，就有完全相反、刻意打造的愛國歌曲出現，目的是為了消弭禁歌的氣焰，並鼓舞全民士氣。

據學者李筱峰統計，當時的愛國歌曲約有三百一十五首之多，若把定義相似的淨化歌曲算進去，則不勝枚舉。其中，應以劉家昌的創作傳唱最遠、影響最廣，〈梅花〉、〈中華民國頌〉最知名，〈黃埔男兒最豪壯〉、〈我是中國人〉、〈民國六十六年在台北〉也令人印象深刻。

我不知李教授的統計其內容為何、「愛國」的定義何在？但有一點應是肯定的，那就是歌詞中經常洋溢對故國山川的思念與鄉愁。這裡的「故國」並非台灣，而是中國、大陸，也就是中華民國遷徙來台之前的那片廣袤土地。余光中的詩〈鄉愁四韻〉，先後被楊弦、羅大佑譜曲，詩中的幾個名詞：「長江水」、「海棠紅」、「雪花白」、「臘梅香」，這四樣東西台灣人何曾看過？更別說劉家昌所謂的「喜馬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了。

然而說也奇怪，在長期薰陶下許多人也跟著思鄉起來，或許是那年代赫塞的小說《鄉愁》當紅，我們也跟著矯揉造作、這也愁那也愁了。尤其是許多山川文物皆是由教科書堆疊起來的印象，實際上是沒去過、沒見過，竟然一下筆皆是長江、黃河、大漠、邊塞。

現在回想起來挺無聊，但當時卻甚時髦呢。（咦！我是在說自己嗎？）

大約一九八○年，金韻獎系列出現了兩首歌正符合上述特質，一是石破天驚的〈龍的傳人〉，一是得獎無數的〈中華之愛〉；在這兩首歌出現之前的〈美麗島〉，反而被打壓地很慘。

誰都知道〈龍的傳人〉是李建復唱的，但對新、馬的人來說卻是費玉清唱的。原因是當時國際版權制度尚未完備，台灣歌手至外地未經授權而翻唱別人的歌，此風甚為普遍。如此說來，費玉清接連唱〈中華民國頌〉、〈龍的傳人〉，以後還有〈國恩家慶〉、〈變色的長城〉等，簡直是愛國歌曲的代言人。

〈中華之愛〉的詞曲創作者是許乃勝與蘇來，他倆本是同學，故合作起來甚有默契。許乃勝在大學時讀中文系，本就熱愛中華文化，因此他寫〈中華之愛〉，日後寫〈中國的眼睛〉皆是原有風格的一脈相承。

〈中華之愛〉歌詞是這麼寫的：「黃沙蕩蕩，思緒澎湃如錢塘；黃沙蕩蕩，我熱淚聚成長江。歸去歸去，夢迴明媚的江南；歸去歸去，復我華夏的漢唐。」最後是「中華中華，坦坦蕩蕩，我摯愛的大中華。要努力奮起，復我河山，讓青天白日普照大地。」

當時許乃勝還是年輕小伙子，竟有如此濃烈的民族情感、家國之思以及反攻復國的大願，簡直是不可思議。這首歌交由施孝榮灌製在《拜訪春天》專輯中，他那豪邁、嘹亮、粗獷的歌聲唱起這首歌來，讓人熱血沸騰。本曲在該年度的唱片金鼎獎中，勇奪作詞、作曲、演唱之三項大獎，雖然是實力堅強所致，但也可看出當時的社會氛圍以及評審口味，就是要愛國愛家愛土地呀，彼時距離蔣經國總統宣布解嚴還有六、七年呢。

一九八○年，六位富有理想色彩的音樂人合組了「天水樂集」，類似今日流行的音樂工作室，他們是李壽全、蘇來、靳鐵章、許乃勝、蔡琴、李建復。雖然一年後即解散，但他們首開風氣之先，並留下《柴拉可汗》、《一千個春天》兩張甚具質感的專輯，是近代流行音樂史上不可忽略之事。此六人之中，蘇來與許乃勝置身其中。

由戒嚴走向解嚴，台灣度過了漫漫長夜。流行歌曲口味的變化，竟也隨著政治環境的震盪而上下浮動。〈中華之愛〉過去了，〈美麗島〉翻身了，我們感謝這塊土地千千萬萬人的努力，借著歌聲傳遞愛與信念，天佑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