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新聞在談年金改革，我就想到媽媽。

媽媽也是這次十八趴優惠存款要被改革的對象，但我只想說，從小學開始，每天跟著媽媽一起進入校園，看著她教導一屆又一屆的小朋友，卻從未有過半句埋怨，因為她知道這是她應盡的職責，也是國家給她的義務。

於是三十多年的青春，就在朗朗學子的伴書聲中耗逝，粗糙不細緻的雙手，是長期拿粉筆的痕跡；腰痠背痛的身體，是長時間站立所伴隨的後遺症，但理當享有的福利，都是國家最初允諾的契約，她從未多要求一份，或是貪拿一份。

今天國家沒錢了，所以要收回當初的允諾，是不是應該用更誠懇的態度，與更多的溝通、交流去和她們對話，而不是像今天這樣，粗暴決定修法方向，甚至背離當初年改會的版本，那這樣早先開了那麼多次會，找了那麼多委員、代表來談論又有何意義，政府的修法立場不是早已確定嗎？

我的媽媽不反對改革，她也知道這是關乎到國家未來長治久安的議題，但她在意的是國家在決策過程中，從未認真傾聽她們心聲，甚至縱放底下的官員，去塑造階級對立或職業對立。

當今天勞工可以依法組織工會，運用罷工等合法手段去表達他們的訴求時，公務人員卻是最弱勢一群，因為他們的雇主同樣是身兼裁判的國家。

政府做對的地方，我們予以肯定，但是政府做錯的地方，我們也要予以批判，我們不是毫無理性的盲從分子，但也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投機分子。

翁偉哲（台南市／勞工行政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