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淑儀

煽情的話總是引人注目。因為作者公開的言論和筆下的人物太神似，忍不住，引我回過頭，重新結結實實地再把小說和電影閱讀了一遍。

小說的上半部細密地描述了少女在高中時期的生活，幾個小少女的行為舉止、思想模式，躍然紙上，透過生動而精細的描摹，我像是翻開一部少女的日記，偷窺著少女獨有的煩惱與情感乳香的氣息。有那麼幾分鐘，我懊悔我的少女時期竟然沒有遇上這本小說，而只是遇到了朱天心的徒然年紀小志氣高的《擊壤歌》。小說裡的自我袒露裡有專屬少女的氣弱和掙扎，有對世界誇大的憧憬跟憤世嫉俗的勇氣，有對愛情救贖的俗濫想像跟自我中心的無可救藥，那種辯證又對自己無奈的獨白式話語，當真率直無懼地活在自己世界，剛剛好就是我這種耽溺嚴重的敏感少女可能具備的人生觀。

只是這些小說裡，特有的獨白與內心的辯證，在電影參與後就幾乎消失了。電影濃縮了時間，切割了劇情，變成了以情節與衝突推演故事的進程，如此一來，做為行動與決定、那種緩衝的內心辯證就被刪除了，成為一部主軸放在「師生戀」的愛情故事上。愛情成為男女主角的最高行動原則，親情、友情或人生，成就或失敗，關鍵就只在於外在因素是否成功阻擾了愛情，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觀賞電影的時候，看到的其實是六○年代主流的「看」電影的方式：情節或故事的著重、衝突的高峰、高亢的情緒演練，觀眾的喜怒與哀樂，由主角高昂的宣洩藉此得到慰藉。

這些模式在瓊瑤之後的愛情電影裡，也一樣鮮活和諧地套用，成為特色。

故此，小說和電影唯一毫無違和的地方，就是角色們誇張的演技與極盡衝突的對白，或者稱為歇斯底里台詞。

儘管小說前半部寫實與細膩清新兼具，但後半部進入愛情故事後，就是另一套戲劇性發展，看起來就像是主角終於走到愛情裡，就被愛情沖昏了頭，也像是電影裡鏡頭一轉，女主角哭著喊：「我為什麼不死，我為什麼不死？」急轉直下的情緒表演，倒是讓觀眾（讀者）都醒過來，隔離著演員，只是看一場表演。

這樣說來，其實愛情或者人生的「寫實」，都亟需語言情境的辯證與緩衝，來作為決定或行動的依據，如此故事才會顯得動人、栩栩如生。如果只是激昂而戲劇性的演出，盡管一時間滿足了觀眾的宣洩或慰藉心理，卻也教人認清這是一場演出。

人生也是一場戲吧！我不知道愛情戲影響作家多一點，還是作家對愛情與戲的詮釋就是這麼如出一轍？作家寫出小說，隱含自己的經歷，電影導演根據觀眾口味和主觀美學打造電影，觀眾看戲又詮釋戲，紛紛擾擾共同參與。到最後，那些楚楚可憐的戲碼，一方面繼續讓人自我投射款款入戲，一方面卻又使人抽離不假辭色地批評。正如作家藉著女主角在小說裡說：「我早就知道，他對我只是一個影子，虛無縹緲的影子，我們是不會有好結局的，我命中注定是要到這世界上來串演一幕悲劇！他說得對，我們最好懸崖勒馬！」

作家的自覺，觀眾的窺探，都恰如一場演出過分渲染的戲，電影《郵差》裡說得好，詩不屬於寫的人，而是屬於需要的人。演出與觀看，無非就是一種互相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