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晟

曾授張良《太公兵法》的黃石公說：「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決取其利，愚者不愛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如果讓韓信下幃著書、讓董仲舒從戎軍旅、讓善斷獄者於公去施展辯才、讓善辯的陸賈去聽訴訟，他們必定不會取得顯赫的功勛，揚名於天下。所以，「任其所長，避其所短」是不能不明察的啊！

北宋末年，徽宗趙佶本來是個非常出色的書法家、繪畫大師和詩詞寫手，如果讓他去當一名宮廷畫院的院長，不僅十分稱職，而且綽綽有餘。偏偏命運之神開了個大玩笑，陰差陽錯，讓他當上了北宋第八任皇帝。善於識人的宰相曾向太后勸諫：「徽宗輕佻，不可以君臨天下。」但，老太后一錘定音，把趙佶推上了龍椅寶座，開始了中國歷史上出名的無道昏君的浪蕩生涯，使他走上了悲劇色彩的人生道路。

趙佶當上皇帝之後，仍然一門心思專注於書畫的創作與欣賞，把治理朝政的頭等大事全部交給了權奸蔡京和宦官童貫。在這兩個奸臣的慫恿下，縱情揮霍民脂民膏，盡情盡興於聲色犬馬、大興土木，肆意享樂。古話說得好：「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一經墮落就再也剎不住車了，凡能投其所好者，無論是官還是市井無賴，徽宗均給予信任和重用，閹官得勢後，便勒令各地進獻奇花美石、珍禽異獸，從淮河首尾相接，排到汴京。蔡京還鼓動皇上建「萬歲山」。

就是這個昏君皇帝導演了「靖康之恥」的奇恥大辱，使北宋走上了覆亡之路。徽宗、欽宗父子二人均成了亡國之君，大批金銀珠寶、字畫、古器乃至宮女全部被金兵擄去。父子二人投降後，被終身拘押，身心備受折磨。

無獨有偶，南唐後主李煜也是個亡國之君，怠惰政事、縱情聲色，不管老百姓死活，結局同樣悲慘。宋太宗毒死南唐後主李煜時，萬萬不會想到一百五十七年後，他的五世嫡孫趙佶也死在金太宗的囚籠之中。老天把他們從榮耀的顛峰打翻到災難的谷底，讓他們在煉獄裡，體驗人世間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難，這是對他們不顧百姓死活，享盡榮華富貴的懲罰。

都是沒有「任其所長，避其所短」產生的嚴重後果啊！李煜、趙佶都不是做君王的料，硬要把他們扶上權力的寶座，不是愛護他們，反而害了他們，更嚴重的是害了百姓，毀了國家。

相反地，唐太宗李世民，就能審時度勢，當發現經過幾十年的培養，太子李乾不適任大統之後，衝破重重阻力，最後確立晉王李治為太子，從而避免了「玄武門之變」的重演，才有後來的「永徽之治」。

觀今宜鑒古，選拔人才關乎社稷安危，人民幸福的大事，決不能從一己之私出發。人才之難，古今共之。世人之所以歎伯樂之貴，實在由於伯樂太少的緣故，伯樂擅長選才、明於用才、精於養才。王安石曾說：「天下之患，不患才之不眾，患上之人不欲其眾；不患士之不欲為，患上之不使其為也。」故人才之難，首難在識才、用才的人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