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允元

台灣很小吧。是，台灣很小。台灣文學很狹隘吧。不，世界很大。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歐戰結束的翌年初夏，北京有三千名大學生高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走上街頭，抗議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處置的不滿。這場被稱為「五四運動」的遊行，原本從愛國運動出發，後來卻在各個層面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陳平原曾以「一場遊行、一份雜誌、一本詩集」分別象徵「政治的、思想的、文學的五四」，而「一本詩集」指的便是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於一九二○年出版的中國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兩年內即增訂兩次，銷售萬冊，成為中國新文學之經典。同樣在一九一九年秋天，一名當時仍沒沒無聞的日本詩人安西冬衛（一八九八—一九六五），移居在日俄戰爭後轉為日本的租借地、滿洲之玄關的大連。幾年後，安西在這裡結識了年輕的瀧口武士、北川冬彥、城所英一、富田充，創刊詩誌《亞》（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共三十五號），發起了反對民眾詩派之冗蔓雜蕪、提倡詩之純化與緊密化的「短詩運動」。他筆下那匹纖弱的蝶，拍著翅膀飛越了廣闊的間宮／韃靼海峽，成為日本現代主義詩運動的先聲。

幾年之後，兩位出身日本殖民統治下之台灣的青年──張我軍（一九○二—一九五五）、楊熾昌（一九○八—一九九四），分別抵達了新文學運動已成燎原之勢的北京、以及現代主義詩運動方興未艾的東京。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曾服務於新高銀行廈門支店的張我軍自廈門前往上海，翌年三月轉赴北京，準備北京大學的入學考試。四月，他在《台灣民報》第二卷第七號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陸續向台灣的舊詩壇發出檄文，點燃了台灣「新舊文學論戰」的烽火。他感嘆：「我們台灣的人，識二國文學（日本和中國）的那麼多，況且此二國都是最近的師表，正可借此來把陳腐頹喪的文學界洗刷一新。而事實卻不如此做……與現代的世界的文壇如隔在另一個世界似的，這是多麼可痛的事呵！」（〈糟糕的台灣文學界〉，一九二四），並在〈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欉中的破舊殿堂〉（一九二五），介紹了中國新文學運動最重要的理論主張──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一九一七）的「八不主義」、以及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一九一七）的三大主張，「引率文學革命軍到台灣來」。

一九三○年左右，投考佐賀高校文科丙（法文）卻一敗塗地的楊熾昌，在東京放浪三個月，頻繁出入在銀座的喫茶店「古倫邦」等，「在那裡喝茶，聽音樂，以好奇的眼光繼續看著聚集於喫茶店的文人們在暢談的姿影」（楊熾昌，〈殘燭的火焰〉，一九八五），後插班就讀西村伊作主持的「文化學院」。此時，當初那匹起飛自大連的纖弱的蝶，已在中央文壇襲捲起名為「新精神」的現代主義風暴。因照顧患病的父親不得不提前返台的楊熾昌，一九三二年起，陸續在《台南新報》發表詩作、詩論、組成風車詩社，介紹超現實主義的詩風。據事後回想，此舉旨在「敘述世界詩壇的最新動向以及現代詩的革新之道」（楊熾昌，〈回溯〉，一九八○）、「對台灣詩壇鼓吹新風」（林佩芬訪談，〈永不停息的風車〉，一九八四）。

在北京體驗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張我軍，與在東京接觸了日本現代主義詩運動的楊熾昌，透過理論的轉介與實踐，影響了台灣文學發展的不同階段──更正確地說，開啟了台灣文學發展不同的新階段。一九二○年代中期，新文學在張我軍開闢的「新舊文學論戰」戰場中取得了主流的位置。隨著新文學的發展、深化，一九三○年爆發了「台灣話文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使用中國白話文或台灣話文、「鄉土」的概念範圍等，都廣泛地引發了討論。論戰的發生，也代表著移植而來的觀念，不斷與殖民地台灣的語境對話、並在地化。在台灣話文論戰／鄉土文學論戰正酣的一九三○年代，一批以日語書寫、以文化藝術發展為職志、懷抱著「進軍中央文壇」之夢的本島作家也形成了。楊行東發表於《福爾摩沙》創刊號的〈對台灣文藝界的期望〉（一九三三）即謂：「和文的文藝表現！這是我們將來最能大展身手的唯一武器……想要完整呈現生動的現代感、尖端的現代情緒和蓬萊情緒，不用和文就難以做到……我們徹底希望文藝界能發展出有台灣特色的風貌，同時又不希望它的發展僅止於『台灣』這個小圈子。」

楊熾昌正是這樣的實踐者。儘管進軍中央文壇稱不上太成功，也終究沒能在殖民地台灣順利推動起像日本《詩與詩論》那樣風靡一世的現代主義運動，但台灣畢竟沒有在世界的現代主義運動中缺席，並開創出有別於日本現代主義與台灣寫實主義的「台灣現代主義」的新風貌。當然，除了張我軍與楊熾昌，還有非常多台灣作家不斷在國境與語言間移動著、閱讀著，急切地想告訴台灣他們所看到的世界、讓台灣試試各種有意思的新方案。

一九一九，五四運動發生，安西冬衛渡滿。一個在遠方發生的起始，蘊含著難以預測的路徑與終點。思潮是流動的，人是移動的。台灣很小，但世界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