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閱讀帶來的認識與想像，可以讓我們接近這位在遠方的莎士比亞，感受當時的氛圍，為莎士比亞的靈光驚訝。

我最近常問朋友與學生一個問題：「如果不考慮時間與金錢，你願意飛去埃及看金字塔嗎？」沒有意外，答案都是興致勃勃，看來大家對這個世界的好奇仍沒有消失。但我的第二個問題，則迎來猶豫與抗拒：「如果你家旁邊有塊地要蓋金字塔呢？」迄今只有一個女孩子在課堂上表示歡迎，她的理由很實際：「這樣會吸引很多觀光客，我可以擺攤賺錢！」

莞爾之餘，我也不禁自忖這畫面恐怕早晚會發生，因為我心繫的對象不是金字塔，而是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而這已經是現在進行式了：「如果對住家旁邊的金字塔會感到奇怪，那，看著許多用中文改編演出的莎士比亞，卻又為什麼不奇怪？」

如果我們可以先放下聰明，用誠實來抗拒虛榮，不沉溺在「追求共通人性」、「經典與當代對話」這類「拉關係」的觀念中，那我們就不難明白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莎士比亞不是自己人，他就是四百年前那位英國佬，在倫敦劇壇工作，為他的觀眾寫劇本。儘管他學問淵博，恐怕還是不知道台灣在哪裡。那麼，為什麼各式各種莎士比亞在台灣的演出，不讓我們感到奇怪？這種「不奇怪」本身，難道不是我們應該要奇怪的一件事？

拜全球化之賜，我們對這個世界似乎愈來愈熟悉了，但也是這分熟悉，讓台灣的文化，特別在都市裡，顯得過分早熟又世故；少見多怪、大驚小怪，在這裡不會是被鼓勵的美德。我們的文化什麼都有，百花齊放，但更像一大盆沙拉──裡面食物的原味都被調料的味道掩蓋，一如中文演出的莎士比亞，同樣需要導演創意來掩蓋文化與語言的隔閡。

代價是：我們的文化味覺可能因此遲鈍了，連帶地是失去對陌生文化驚訝的能力。

一九三六年，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品〉一文中，憂心地指出一個事實：大量的複製品固然讓藝術唾手可得，拉近了與我們的距離，但藝術品從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刻，在原來的時空背景下所具有的「氛圍」（aura，或譯成「靈光」），反而在複製品充斥的世界中消失了。

莎士比亞死後四百年的今天，我們也有許多把莎士比亞變自己人的努力，鼓勵我們不斷投射自己的生命經驗、感情、觀察到他的作品中。但別忘了，我們也用同樣的方式，投射在《聖經》、《論語》、《金剛經》，以及任何有能力指導人生價值的著作上。做為「自己人」的莎士比亞，因此有很多不同的面貌，但在不知不覺中，他本來的面貌也模糊了，他的靈光也萎縮在我們的文化中。

但是在我們太世故的文化裡，總有人還是想去埃及看金字塔，總有人對陌生的文化還保有一種人類學式的興趣，一種單純天真的好奇。那麼，一定還存在這樣的渴望，不是加工後的速食替代品，而是那位莎士比亞，在遠方。

的確，限於史料的缺乏，我們很難如實地還原莎士比亞本來的面貌，遑論他寫作的企圖，這導致「沒有莎士比亞」、「莎劇不是莎士比亞寫的」等等說法，加上「作者已死」之類的新興觀念推波助瀾，不甩莎士比亞的本來面貌益發顯得理直氣壯。

我也不相信「本來面貌」這種事，但我相信閱讀帶來的認識與想像，可以讓我們接近這位在遠方的莎士比亞，感受當時的氛圍，為莎士比亞的靈光驚訝。

在這樣的想法下，我著手寫下《莎士比亞不做的事》。生活中，其實我們都明白一個道理（雖然很容易忘記）：看一個人，不但要看他做了什麼，也要看他不做什麼。在看待莎士比亞的時候，幾乎很少例外，人們只注意他做的事──主要是他的劇本與詩行，那麼，他不做的事呢？

這本書一樣從史實出發，譬如，我們的確知道宗教改革對英國產生的影響，的確知道莎士比亞劇團在一五九八年底搬家，知道他的遺囑只留給妻子「第二好的床」……但在這些事件的牽動下，他選擇了哪些事情不做，卻留給我們很多想像與臆測的空間。

因為沒做，所以也鮮有研究會往下認真探討，這反而提供了想像空間，去重塑一個時代的氛圍，恢復環繞莎士比亞與其作品的靈光。我不會妄言這本書是一本嚴謹的著作，因為我的想像與猜測不全然有白紙黑字的證據可以證實。但也正是這些想像，讓我可以與中文的讀者對話。

我特別想要對話的對象，誠實說，不過是我的朋友。就是我這一代，在年輕時剛好遇上解嚴後的台灣，因為一個變動失序的社會強烈撞擊了心智，也打造了個性上的質疑與反叛，再一路努力活到現在的朋友。我看著有人投入社會運動，有人在名利場中追求；有人在劇場中探索身體，有人用戲劇助人，也有人早失去了理想的面貌，或更糟，只有理想的面貌而已。我特別想為你們寫書，是因為莎士比亞的劇場生涯，從一五九○年前後到一六一六年他過世為止，與我們從年輕迄今所經歷的時間相仿。

在莎士比亞與我們都還年輕的時候，這個世界變動得很激烈，許多新科技與新觀念被發明出來，挑戰了原來習以為常的價值與信念。莎士比亞所處的時代被稱為英國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或是「早期現代」（the early modern），許多今天深深主宰我們生活的知識與觀念，那時才剛剛萌芽：理性剛剛露出曙光，地球才被證明是圓的，時鐘上有分針還很新奇，劇場開始成為人們熱衷的公共媒體……很多我們今天太熟悉而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那時正處處給人帶來驚訝。

同樣地，約莫二十年前，台灣政治解嚴，進入民主的進程，社會上所有領域也因此經歷了一場「合法性危機」，知識上許多被認定的正典被質疑（為什麼莎士比亞是偉大的？），網際網路興起，小劇場運動更以游擊隊之姿，撞擊了我們對戲劇的想像……

柏拉圖說：「哲學起源於驚訝感。」我想，這可以解釋為什麼莎士比亞無所不談的詩句有一種令人驚豔的反省高度；也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今天還是有人像我一樣，對過分世故卻讓人失去驚訝能力的文化，會感到不安。

約莫莎士比亞職涯與生涯的晚期，英國社會的衝突像是體制化了，國王與國會的緊張，幾乎規範了整個社會的變動，劇場的商業化也漸上軌道，而這與台灣僵化對立的政局與文化產業化的局面相仿。莎士比亞是歷史上少數選擇退休的劇作家（而不是寫到不能寫），或許跟我一起經歷過去二十年的朋友，能體會為什麼。

一直以來，我研究莎士比亞的過程像是在兩個世界之間徘徊擺盪：在那個世界鑽得愈深，對這個世界的侷限就愈能了然；而投射在那個時代的想像，我心底明白，不過是來自我們共同經驗的滋養。

歷史於是與記憶相融。說是她走了過來，更像是我自己走了過去。記憶讓歷史知識有了活力，結晶成島嶼，佇立在遺忘的海洋中。

這是一個非常小的島嶼，但對仍不太世故的讀者，我希望它能成為一個阿基米德式的立足點，為你們撐起一個充滿莎士比亞靈光的世界。

（本文收入作者新書《莎士比亞不做的事》，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