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傑銘

貪婪的欲望總是無止盡，大航海時代後的帝國霸權遊戲，在舞台上搬演著英雄內戰。崛起的日本帝國，逐漸成為這場遊戲的中心，肆無忌憚的吞蝕一切，包含名為「價值」的東西。

一九一四年，日本趁亂取代德意志，竊據青島，在新生的中華民國心臟裡，埋藏細細的棉針。一九一五年，大總統袁世凱同意日本二十一條要求，新時代，卻承襲滿清的屈辱與創傷，背負著前世的罪孽。枷鎖猶然存在。同年的台灣，被隱身的噍吧哖事件，是日本帝國大規模的肅清行動。八百個死刑喚不回殖民者的良知，無限膨脹的權力的掠奪者，是一頭不受控制的獸。

榮耀不屬於我們的，只要它還帶著血腥，就無法成為弱者的印記。

成長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新一代台灣人，總認為新式教育與留學日本，是翻轉社會位階方式。台灣人一直以為，模仿日本人需要學習，卻忘記，事實上成為日本人，是種被認可，需要專屬用印，永遠無法以學習來改變的真理。

一九一六年出生的王昶雄，十三歲時遠渡日本求學，二十六歲完成日本大學齒學系的學業。決戰時期返台，在淡水老家開設牙科診所。王昶雄回台時，正好遇到台灣文壇陷入張文環《台灣文學》與西川滿的《文藝台灣》的鬥爭，那是終戰前文壇最後一次的戰鬥，本島人與日本人因為美學觀、因為種族、因為情緒，或許，還有其他。

王昶雄的成名之作〈奔流〉，便是在這樣的鬥爭漩渦中發表於《台灣文學》的，為了回應在《文藝台灣》所刊載陳火泉的〈道〉。由於此篇小說觸及當時最為敏感的皇民化運動問題，揭露皇民化政策對台灣人民的摧殘與迫害，因而遭到日本殖民政府保安科的干預，要求修改內容才能出版。

從小說文本來看，可看到故事以三位主角為軸線，探討皇民化運動的三條路線。

朱春生作為清朝貢生之子，因為自己的興趣與家人期待不符，因而引發一連串的家庭紛爭。最後的決裂讓朱春生與漢人的身分劃清界線，改姓名為伊東春生，過著日本式的生活。表弟林柏年則在小說中作為朱春生的對比，以台灣為本位的認同，同時之間並不認為認同日本人與台灣人是相斥的概念。這讓林柏年與伊東春生有許多次的爭執，成為認同光譜兩極的鮮明對照。

夾在兄弟兩人中間的是小說敘述者「我」，以客觀、冷靜的旁觀者姿態反思伊東春生、林柏年兩人的認同路線。「我」雖然喜歡日本文化，卻不若伊東春生這樣全面否定台灣，與此同時，也沒辦法像林柏年一樣，可以毅然的強調台灣人的主體性。

騷動的靈魂總帶著焦慮。台灣人的未來漂流在不確定的無垠之海。深陷認同的苦悶與掙扎，那是時代使然，無以排遣的自我追尋於人性曖昧與扭曲。

〈奔流〉故事裡林柏年的大聲疾呼，是島嶼世世代代的回聲：「愈想做個堂堂正正的日本人，就愈要做個堂堂正正的台灣人才行。我決不會因為出生在南方，就顯自卑。」

如果，我說如果。如果用遺忘祖先的姓氏（改姓氏）、犧牲自己的生命（志願兵），能交換到後代子孫永遠的自由。這張合同有多少人會簽下？步向皇民之道是否有可能是終極的解答，以及黑暗隧道的出口。但無論如何，或許追求平等與自由成為台灣人最卑微也最神聖的訴求。

當認同是一種學習，也許孤兒也有長大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