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允元

——一九○八年，台南誕生了兩位詩人，一位是台南市小北仔的楊熾昌，一位是佳里的郭水潭。

文／陳允元

一九○八年，日本統治下的台南誕生了兩位詩人。一位是台南市小北仔的楊熾昌（一九○八—一九九四），一位是佳里的郭水潭（一九○八—一九九五）。前者於一九三三年籌組引進超現實主義的「風車詩社」，後者則為深具寫實、左翼精神的「鹽分地帶」代表詩人。儘管二人親交，但在美學屬性上，他們往往被置於光譜的兩端。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這光譜的兩端並不是平衡的。深具寫實、左翼精神的作家，我們可以輕易舉出一支軍容壯盛的隊伍。賴和、楊逵是最為人所熟知的；然而現代主義的作家──特別在詩的領域，風車詩社的同人大概是唯一的孤例，楊熾昌更是這小小的星座裡最閃耀的一等星。研究者往往稱他們的文學實踐為「失誤現象的見證」、「奇異花朵」、「異常為」、「孤岩的存在」，宛若台灣文學發展的基因突變種。其同人數少、發刊期短、每期又僅出刊75冊，它的同代影響力也被遭人質疑。但有趣的是，這並不影響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反而更顯其獨特。終戰之後，由於國民政府的屠殺與白色恐怖政治、加上語言的斷絕，死亡與絕筆，使得這一股超現實主義的風，終究沒有吹到戰後，直接影響下一代的現代主義運動；而是宛若一塊美麗的琥珀，永久封存在一九三○年代。它一度失落，埋藏在歷史的岩層。然而一九七○年代末再度被尋獲時，澄澈的固態液體裡，依舊閃耀著永遠年輕的新精神。

孤寂、前衛、美，這三種印象完美地契合著，構成一則迷人的神話。就台灣文學的主流來看，它橫空出世，沒有同類，神祕如接受外星文明的私相授受卻忽然滅絕的古文明。然而這種神話般的美麗光暈，有時也成為阻礙我們想像力的結界。

一九三○年代，短暫留學東京的楊熾昌，躬逢了「新精神」昂揚的《詩與詩論》的時代。那個時代儘管沒有電腦，然而印刷資本主義以及人的移動，就是他們的光纖網路，開啟了世界規模的超連結。未來、立體、構成、達達、超現實，各種最基進的美學思潮跨越了國境與藝術的類別，相互刺激、混生、變形，一場世界性的前衛運動於焉展開。楊待在東京的時間儘管短暫，然而一旦接觸過這樣的刺激，就再也回不去了。事實上，全球性的知識傳播並不限於前衛運動，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人莫不在這龐大而流通的知識網絡中尋找各自的思想啟蒙與戰鬥位置。楊熾昌並非接觸了外星文明。只是，在文明初啟的年代，他在藝術上選擇了最前衛的路線。

一九三二年一月，楊熾昌開始在《台南新報》發表超現實主義風的詩作，並於一九三三年秋與李張瑞、林修二、張良典等籌組風車詩社，同時以《台南新報》、《台灣日日新報》為據點，持續活躍著。風車詩社鼓吹的超現實主義美學在當時的台灣到底有沒有影響力呢？這是個不好斷言的問題。以追隨者與理解者來說或許不多；然而這也絕非關在同人的小圈圈內孤芳自賞的遊戲。除了風車同人的鼓吹，一九二○年代以降《台南新報》與《台灣日日新報》也陸續刊載了前衛美學的相關文章，儘管較為零星；而風車同人在報刊發表詩與詩論的一九三○年代中期，這兩份報紙每天可是有兩萬份至五萬份的發報量，遠遠大於島內任何同人刊物的傳播半徑。

現代主義者對於詩論的執著，並不亞於詩的創作。詩觀的辨析與宣示是無比重要的。楊熾昌認為，詩的對象不能直接成為詩，必須透過知性的裁斷、組合，才能創造出思考的世界。這便是詩人的精神祕密。他是如此看待詩的：

燃燒的火焰有著非常理智的閃爍。燃燒的火焰擁有的詩的氣氛成為詩人所喜愛的世界。詩人總是在這種火災中讓優秀的詩產生。吹著甜美的風，黃色栴檀的果實喀拉喀拉響著野地發生暝思的火災。我們居住的台灣尤其得天獨厚於這種詩的思考。我們產生的文學是香蕉的色彩、水牛的音樂，也是蕃女的戀歌。十九世紀的文學生長於以音樂的面紗覆蓋的稀薄性之中。現代二十世紀的文學恆常要求強烈的色彩和角度。這一點，台灣是文學的溫床，詩人也在透明的幔幕中工作。我想牧童的笑和蕃女的情欲會使詩的世界快樂的。原野的火災也會成為詩人的火災。新鮮的文學祭典總是年輕的頭髮的火災。新的思考也是精神的波西米亞式的放浪。我們把在現實的傾斜上磨擦的極光叫做詩。（〈燃燒的頭髮──為了詩的祭典〉，一九三四年）

「我們居住的台灣尤其得天獨厚於這種詩的思考」。楊熾昌是如此看待孕育他、也孕育其文學的福爾摩莎的。儘管他拚命地伸出天線，接收來自外星的電波，然而島嶼長成的台灣超現實，才是他參與世界前衛運動的立場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