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傑銘

終究要離開的，對殖民者來說。

一九○六年，日本殖民政策的重心北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雙雙被調往滿州，結束了日本治台的第一個十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抗的種子一旦埋下，總會隨著春風吹過而再生。統治容易、民心難得，大和民族與漢民族是太陽和龍，身上流著相異的血液，就有著不同的認同。即使宰相李鴻章以「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形容台灣島上的一切，但是期盼天朝的恩澤與解救，時時成為台灣人的夢。一個可笑卻又期待的春秋大夢。

面對民心浮動的台灣，日本殖民政府以兩手策略，一方面振興傳統詩社，藉由安撫台灣仕紳階層，達到收服民心之效；另一方面，實行新式教育，管制漢民族的文化習俗，教導符合日本殖民政策的內容。南台灣最大的詩社——「南社」，便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成立。事實上，南社的前身是「浪吟詩社」，為了因應逐漸增多的成員，希望建立完整的組織架構，才以「南社」為名再出發，與台北「瀛社」、台中「櫟社」遙相呼應。

南社的第一任社長由滿清舉人蔡國琳出任，也因為他在地方上的名望，使得南社在南部地區受到矚目。相較之下，謝汝詮、魏清德等人的瀛社與日本殖民政府關係密切；而林獻堂、傅錫祺等人的「櫟社」則具有濃厚的抗日色彩；「南社」則將重心放在致力於保存漢文化的傳統，未在政治態度上明顯表態。

這種同人性質的社團，透過「擊缽吟」、「詩鐘」等活動切磋詩藝，以文學交流與好友聚會為最大目的，所以成員的政治光譜多元不一，大致可以分成三派：一派為楊宜祿、林秋梧、謝國文、陳逢源等人，他們是社內最積極抗日的一群，不但在詩文創作上譏諷日本殖民政府，也投身於新文化與社會改革運動；至於蔡國琳、趙鍾麒等人，雖然不趨炎附勢的依附日本，但是他們始終心繫祖國以滿清遺老自居；另外，像是黃欣、連橫等社內成員，因為家族的商業利益，則和日本殖民政府相處緊密。然而，不論「南社」裡的成員政治立場為何，都能在詩文唱和時看到成員一心以延續漢文化為使命，相互取暖並掛念著中國的政治局勢。

有趣的地方是，南社成員裡有許多的新聞媒體工作者。這種現代化的職業帶給傳統文人新知識與新視野，很多外國事件順勢成了傳統詩文創作的題材，例如，〈題南北戰爭史〉寫的是林肯解放黑奴的故事；〈讀盧梭民約論〉則談及文人戰勝專制政體的事蹟。這些舊體例新思潮的書寫，是新舊文化轉換期經常可以看到的景象。而有更多的傳統文人，除了傳統詩文創作之外，也開始嘗試使用新文學體裁來書寫，成為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先行者。

像是又名謝星樓的謝國文，介入社會運動極深，他曾說過：「辜顯榮比顏智（甘地），番薯簽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這一句膾炙人口的俗諺，也寫過章回體的白話小說〈犬羊禍〉諷刺御用仕紳在利益之下成為依附殖民政權的投機分子。另外，還有陳逢源、林秋悟白話文的文化評論，以及許丙丁所寫的台語文通俗的章回小說《小封神》，這些人都是南社的成員，也為南方的文學帶入不一樣的風景。

「南社」以詩言志、以文會友，透過詩文創作為漢民族文化保生機。畢竟在烈日當頭下，故鄉或許就像一陣風，隨著時間走向過去。而島國的人民，為了人基本的生存，學會「妥協」，也學會在黑暗中找尋光。

人生都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對一切都感到珍惜。在新舊交替的年代裡，為自己的存在找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