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雲窗

「我冒犯了人們的指謫，一步一回頭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樣欣慰而膽寒呵！」

一九二二年七月，詩人汪靜之寄了一本詩稿給胡適，那時他正熱戀著杭州師範女子學院的符竹因。雖然他還未出生前已與曹豔秋指腹為婚，汪靜之仍然堅決表示：「愛情是絕對自由的，誰要愛誰，誰就愛誰。」因此，即便膽寒，他仍然要在經過符竹因家門口時，勇敢而且叛逆地偷偷看他心愛的人一眼。

胡適非常欣賞這個年輕小同鄉，他為汪靜之的詩集《蕙的風》寫了一篇序文，文中指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代詩人以康白情、俞平伯為代表，如今第二代少年詩人也出現了，就是以汪靜之為首的這群「湖畔詩人」。

汪靜之對胡適說道：「我的頭很硬直，不為他人而低頭；我的笑很天真，不為他人而諂笑。」

胡適也直言：汪的詩歌稚氣而且淺露，然而「稚氣究竟遠勝於暮氣」，「淺露究竟遠勝於晦澀」。在胡適與周作人的眼中，汪靜之寫給符竹因的一系列情詩，無疑是發出了「詩壇解放的呼聲」！

然而，《蕙的風》出版之後，當時正在南京東南大學就讀的胡夢華卻連續在《時事新報》上發表文章，批評汪靜之詩集中歌詠愛情之處，流於輕薄；讚美自然之處，又流於纖巧。他認為這樣的作品「破壞人性的天真，引導人走上罪惡之路。」

胡夢華的文章一出，又引發了章衣萍、周作人、魯迅等人的與之激烈爭論。胡夢華的文學觀念受到吳宓和梅光迪的影響，從他對「湖畔詩人」情詩流於「墮落輕薄」的批評之中，我們已經窺見《學衡》派梅光迪等人對於新文學的批判，主要源於道德意識。

梅光迪在日後寫給胡適的信中提到，孔子之學無所不有，然而中國自宋代以後，因程朱理學僅得修己一面，於政治、倫理各方面都提不出相當的見解，因此國計民生日益凋敝。孔子的學說既已流於極端地誤解，當此之際，國人處於孔教極度衰微的時代，要復興儒學，必須有善於閱讀和理解之人，同時還要能身體力行。否則，「以國勢之不振，歸咎於孔教，從而棄之，而卑辭厚顏，以迎方興之外教，有血氣之男子不為也！」

從梅光迪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學衡》人士對於自身傳統知識結構的完足是充滿自豪與自信的。他們亟欲在學成歸國之後，大步邁向復興中華文化與人文主義精神的康莊大道，卻沒想到他們回國後所迎來的是激進的反孔思想，以及積極的新文學與新文化運動。

從梅光迪所堅持的中國文化本位中，我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為什麼以他為主的《學衡》一派，會成為胡適最激烈與最固執的反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