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世紀時，阿拉伯人所著《中國見聞錄》有云：「有GONFU者，為商船薈萃地……紀元二六四年，叛賊PUNZO陷GONFU，殺回、耶教徒及猶太、波斯人等十二萬……其後有五朝爭立之亂，貿易中絕。」

　回曆二六四年，即西元八七七至八七八年，時當唐僖宗乾符四至五年。在中國歷史上，正是黃巢之亂，其年黃巢大軍攻破廣州，殺人無算。

　是以GONFU者，即「廣府」之音譯，今之廣州是也。PUNZO當即指黃巢。以上記於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里仁出版社）。

　然則於西元九世紀時，在中國廣州一地死於黃巢之亂的外國人即高達十二萬人之眾，那麼實際居住或往來於該地的外國人恐當倍於此數。梁啟超稱此事為一千年前的義和團事件。

　而這麼多的外國人聚集在廣州工作生活，此於世界航海史是否有重要意義？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到底達到什麼程度，對世界曾產生多大的影響，似乎尚未得到學界嚴肅的評價。

　要有十多萬人渡海而來，往來船舶之多，可以想見。這些航海家難道不會發現左近之處，有台灣這麼個大島嗎？在葡萄牙人於十五世紀的大航海時代發現台灣並命名福爾摩莎之前，難道就沒有阿拉伯或波斯的船隻先「發現台灣」嗎？

　有關台灣史料之研究，在明、清以前，殊少見於中國史書。指夷州、蓬萊為台灣之說，聊聊數字，早已禁不起現代學術標準的檢驗。日本對台灣之記錄文獻亦以近代為多。歷史學者曹永和先生精研古荷蘭文，破譯荷屬東印度公司於十七世紀留下的龐大檔案，為台灣歷史補上了一大塊空白，也因此榮任中央研究院之院士。而關於中世紀的台灣，目前幾無史料可言，然此或可求之於阿拉伯及波斯的古文獻中。

　梁啟超在同一本書中也說了，從事歷史研究需耐煩，「每遇一事項，吾認為在史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須知此種研究法，往往所勞甚多，所獲甚簡……宇宙間之科學，何一非積無限辛勞以求得區區數字者……吾儕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結果，博得將來學校歷史教科書一句之採擇，吾願已足，此治史者應有之覺悟也。」

　就不知今日有沒有人願意做這種苦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