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經是我最好的朋友。高三那一年，我們時常翹掉晚自習溜到司令台上打屁。一台隨身聽、兩罐可樂、一包菸，就這麼天南地北地聊到回家時間。她曾是那個最懂我的人，無論是我跳躍式的思考還是專屬青少年的無病呻吟，她都能聽懂並回應我。在她那男孩子氣的外表之下，藏著一分不易顯出的纖細敏感。

　我從沒看過她穿裙子，就算是畢業典禮她也維持一貫風格穿上冬季的制服長褲現身。除了我之外，束胸大概就是她最好的朋友了。她不留長髮、不戴飾品；她熱愛籃球，也愛好文學；她喜歡女孩的靈魂矛盾地住在女孩的軀體裡面。

　「我想活到四十歲就好。」她的雙手撐在背後的司令台地板上，淡然地說道。

　「所以妳四十歲時要自殺？」我轉頭看著她，並沒有哀傷神色在她臉上。

　「嗯。這世界太爛了。」她輕聲吐出這句話，溫柔得像是在哼著曲兒。「我會先寫好遺書，妳幫我保管。」

　「好啊。」我揚起語調不經意地答道。

　沒想到後來她真的拿了一封遺書給我。「等我死了才能看。」她說。

　我接過那個白色信封，輕得毫無存在感。我將它帶了回家，鎖在我的抽屜裡。

　體育課總是她最期待的時間。炎熱的夏日午後，在球場上欲罷不能的她直到下課鐘響了還捨不得離開。幾個男孩在場邊看著場中的她與同學，不耐煩地喊著：「換人了啦！」、「不要在那邊占場啦！」、「不會打就不要打啊！」幾句挑釁的叫囂燃起了她的怒火。

　她索性把籃球往地板一砸，「籃球場又不是只有你們才能用！叫屁啦！」她氣憤地衝著幾個男孩，身旁的女同學緊張地退到了場外去。

　「怎樣？男人婆學人家打什麼籃球啊？」、「不要弄髒球場啦！」、「妳怎麼不跟妳的小馬子滾回妳們噁爛的世界去啊？」男孩們極盡譏諷之能事，一句句話語如利刃般來回在她身上畫下一道道傷痕。而沒人替她挺身而出，包括我。

　我和圍觀群眾一起站在場邊觀看這齣即將成為最新八卦話題的戲碼。我在口袋裡握緊了拳頭、緊咬著下唇，雙腳卻僵立原地。

　其中一個男孩推了她一把，她腳步踉蹌摔倒在地。沒人去扶她。旁觀者將他們圍成了圈，她是小丑在圈子裡以糗態取悅觀眾；她亦是頭異獸，吼著人們聽不懂的語言，期待有天能以自由之姿奔馳於世界。但這所小小的校園即是她口中的爛世界。

　她翻過身、以手撐地站了起來，站起的瞬間剛好與我目光相對。我撇過頭，逃離她那雙控訴的眼。

　不一會兒，教官來了，發號施令要大家回到教室。鬧事的男孩與她被帶到了教官室，處罰是一小時的勞動服務。放學後，我獨自走到操場旁的大樹下，找到了正在清掃垃圾與樹葉的她。我輕聲地拿起另一根掃把，替她分擔處罰；她沒有抬起頭來看我一眼，只是安靜地專注於掃著地上的落葉。

　從那之後，我們不再去司令台聊天。

　現在的她看起來豐腴了些，臉上的線條也不像十七歲時那般銳利。我沒有和她打招呼，只是站在街角看著她走過。她和女伴一前一後走著，她並不時回過頭來和長髮的她說笑。她們之間有種刻意保持的距離，女伴拉了她的手又隨即鬆掉。

　她們的世界依舊隔離於外，不屬於我們。

　而那個白色信封，始終靜靜地躺在我的抽屜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