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歡喜付稅，因為稅金可以購買文明。——美國大法官霍姆斯（O. W. Holmes, Jr.）

「我歡喜進步觀念，因為它可以構建文明社會。」

——一位經濟學家

先從書名談起

作者沙克斯（Jeffrey Sachs）是一位譽滿國際的經濟學者，近著《文明的代價》（The Price of Civilization ）的書名及內容均極具吸引力。我們所嚮往的「文明社會」泛指匯聚的社群，具備高度文化水準及科技發展，同時擁有多元創新的誘因、相互包容尊重的生活方式，以及共同致力於永續發展。要構建及維繫這種「文明」，社會就要付出「代價」。

這個「代價」（price）包括兩方面：一是具體數字的成本面（如擁有一流大學、博物館、實驗室），要花很多錢，也就是書中第十一章「為文明所負擔的支出、費用及納稅」；另一個是難以數字化表現的層面，如具有文明素養的公民，應會參與公眾事務，應會樂意分享財富，應會有公平正義的同理心等等。這些均需要時間、愛心及參與的投入，可以無形的「代價」來概括。書中第九章「有心有感的社會」（Mindful Society）就希望社會的每一分子，在八個生活層面，都有相似的價值觀，凝聚社會的和諧。

本書作者是一位有強烈人道關懷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講座教授，曾任聯合國秘書長特聘顧問，對蘇聯、波蘭、維多利亞等國家提供經濟轉型改革策略，因其改革幅度要大、時間要快，被形容為「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曾受到質疑。

美國《時代》雜誌曾經選他為「全球百大影響力人士」，法國媒體選他為「對全球化最有影響力的五十位領袖之一」，已發表過逾百篇論文及多本專著，並獲十餘所大學榮譽博士。

如果讀者再參照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著的《文明》（Civilization ，聯經，二○一二）一書，以這位著名的歷史學者觀點，加上這位經濟學者的論述，將對西方文明與國家興衰有更多的瞭解。

從「超強」到「衰退」

一九八九年十月，柏林城牆倒塌，東西陣營的冷戰壽終正寢；兩年後，蘇聯解體，結束兩百年來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制度優越之爭。美國變成了二十世紀來唯一的「超強」。在獨領風騷的傲慢優越感下，美國政府、民主與共和兩大黨、跨國企業、華爾街、利益團體、媒體等，不幸地在自滿中加速腐化，「獨霸」心態害了美國。在不到二十年間，從出兵伊拉克、華爾街闖下全球金融危機大禍、製造業節節撤退、國民教育品質普遍降低，到當年風光一世的汽車城底特律最近宣布破產，引起了美國社會（特別是經濟學家與政治學者）的反省。

當前普遍聽到的聲音是：「美國生病了，但不是不治之症。」「美國是衰退了，但沒有倒下去。」

我自己則更同意這種看法：「美國人因反省而出現反彈的新創造力與競爭力，全球都不應低估。」

做為一位實務經驗豐富的優秀經濟學者，作者開宗明義就指出：美國經濟危機的根源是來自道德危機，因此必先要構建一個「有心有感」的社會。但是要構建這樣的一個文明社會，必須要有「對」的經濟制度。他就指出，只有「混合型經濟」（mixed economy），才能持續發展文明社會。

因此，我們先從經濟制度的討論開始。

混合型經濟體制

經濟制度是指滿足消費需要以及資源分配的各種可能運作方式。一國的法律、習俗、價值準則等即反映各種運作的方式。一國的經濟發展型態通常受歷史、文化、宗教、人口、自然資源、氣候、地形等影響，又受制於治國者所倡導的思想，以及達到目的的各種主張。

不論是那一種主義：資本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需要決定如何處理這幾個基本經濟問題：

（1）生產什麼？

（2）「如何」生產？

（3）如何「分配」？

（4）如何「維持」持續的經濟成長？

由於解決這些問題方法和策略的不同，就產生了不同的經濟制度：

●生產工具是「私有」或「國有」？

●生產行為是否以「價格」或「管制」為核心？

● 經濟活動是以「私人」或「政府」部門為主？

●是否允許個人財富大量累積？

大家較熟悉的資本主義，可借用一生鼓吹市場經濟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的話來形容：政府的管制要減少到最低，人民誘因要發揮到最高；市場充滿了競爭，當然沒有聯合壟斷；賺錢的廠商應任其不斷的擴展，虧本的事業應任其倒閉；政府預算不宜有赤字；貨幣供給量應當受到穩定的控制；人民的資金與貨物可以在國內外自由地流動；在公開競爭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在現代社會裡，自由比平等更可貴；人為了滿足自己，結果反而利人；人如果一心為了利他，結果反而兩頭落空。

強烈批判資本主義的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的《共產主義宣言》中居然寫下這段話：「資本主義所創造出的力量，比以往歷代的總和還更巨大……它所創造出的奇蹟，遠超過埃及的金字塔、羅馬的競技場，或是哥德式大教堂；它所從事的征服，使從前各國的移民與十字軍東征都顯得微不足道。」馬克斯的目的不是崇拜、而是摧毀資本主義。

隨著時代的變遷，建立在利己主義（一隻看不見的手）、自由放任、私人財產、價格機制的資本主義，不斷出現各種問題。一九三○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產生了所謂的「凱因斯革命」，主張政府扮演積極的角色，以財政與金融政策調整總體經濟活動。資本主義經過修正而就產生「混合型經濟」的新思維，認為私人企業仍然重要，但政府部門必須參與眾多經濟決定。

這使人想起二十世紀一位大經濟學家熊彼德在一九四二年的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中，首先就自問自答：「資本主義能活存下來嗎？」「不，我不認為它能。」但是一九三○年代經過修正的資本主義（混合型經濟）不僅活下來了，而且變成當前世界主要的經濟制度。對這種經濟制度的重視，正可與《國家為什麼失敗》（Why Nations Fail ，衛城出版，二○一三）一書相呼應。本書作者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一國之繁榮與富裕在於它採用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

近年來，沙克斯教授憂心美國經濟的衰退、公民社會的解體。他在書中提出重振美國價值及經濟繁榮的途徑，就是在極端的市場經濟與極端的政府干預之中，以中道的「混合型經濟」來持續維護美國的文明。

隨著經濟活動的複雜，市場經濟中到處發生「經濟無效率」（economic inefficiency）：如資源移動（如人口、資本、技術）的遲滯；私有財消費（如汽車、購物中心）過多、公共財（如學校、醫院、公園）太少而造成社會不均衡（socialimbalance）現象；以及財富分配不均及弱勢團體的處境；近年更有環保、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等公共議題。對付這些毛病，無一不需要政府的積極參與及規畫。

若以市場經濟的自由度 政府角色的參與度來看，美國學術界可以粗略地區分為：市場經濟派（有時也稱為「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是海耶克與傅利曼；凱因斯學派（當前以克魯曼為代表）；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混合型經濟」，大部分學者的論述在這個折衷的領域，如諾貝爾獎得主薩謬爾遜、托賓、史迪格里茲等，他們稍偏於政府要多參與；另一些著名學者及專家則贊成應讓市場機制多發揮，如貝凱能（James M.Buchanan Jr.）、葛林斯班。

沙克斯書中所提的經濟三大目標正是「混合型經濟」思維的產物：效率、公平和永續經營。在第三章中他慷慨直言：

「我發現混合經濟的概念引人入勝，四十年後的今天，我仍是它的信徒。」令他有些傷感的是，當他在一九八○年拿到哈佛經濟博士、留校擔任哈佛助理教授時，正是市場經濟走向巔峰的傅里曼年代。雷根於一九八一年一月接任總統，致力減少政府干預，擴大經濟自由。已擔任了一年多英國首相的柴契爾夫人在大西洋對岸，也正展開類似的政策，彼此相互呼應。一瞬間，從我們都是「凱因斯信徒」轉向了「傅利曼信徒」。

一九八○年代初，傅利曼二次來台，所發表的自由經濟理論，讚賞之餘，我有些也不能完全茍同：如廢除經建會。沙克斯批評雷根主政的八年，因為雷根輕視政府救濟的窮人，鼓勵富人不斷追逐利潤，使社會上貪婪之心四處瀰漫。他指出：「貪婪就像傳染病，直到今天仍蠱惑美國的政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