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淇瀁在其「『副』刊『大』業」一文中提及，報紙副刊從四、五○年代「綜合副刊」到六○年代轉化為「文學副刊」、七○年代中期轉為「文化副刊」； 曾任聯合報副刊主編的弦也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台北，中國有報業史以來副刊最興旺的時期。」從林海音先生以降的當時各報副刊主編，犁田耕地播種，結合文學作家，如白先勇、張曉風、余光中、司馬中原、朱西甯等，藉由副刊形成了豐實燦爛的文壇，而三、四、五年級生在當時就十分幸福地享受了「文學」與「文化」副刊的滋養。

當時的文風與閱讀風氣，彷彿是水到渠成，因為副刊，把作家與讀書人、喜歡閱讀的人都聚到一塊兒了，因此，到處有文藝少年、青年，剪報成了風氣，而追著專欄出版而買書也成了習慣，火車上「捧書閱讀的人」是常見的風景；當然，那一段歲月也造就了多位今日知名的中生代作家，如黃春明、小野、朱天文、朱天心、吳念真等。

時光流轉，世事幻化，而今「大眾副刊」模式已成主流，加上電子、數位載體的興起，「閱讀」似乎與文學、文化漸行漸遠。甚至閱讀也流於輕忽，於是有「讀報教育」的活動，希望透過讀報養成閱讀習慣。讀報行為的發生，當然來自於報紙對讀者的吸引力，不同版面有不同的閱讀群落，南方朔說：「首先要確定報紙是大眾媒介，要靠大眾養，而生活是全面性的，每種資訊都要有一點，讀者才會滿意。」曾被外籍人士形容為「沒有新聞的新聞紙」的民生報，因為經營者提出「生活報」理念，而曾在台灣報界獨闢蹊徑，並且得到市場認同。

九月初，《中國新聞周刊》上出現這樣的標題：「拯救閱讀：數字閱讀的淺層化致文化底蘊散失」，內容讓人深省：

電子閱讀器貌似在拯救閱讀，讓讀書的人多了起來。但是，「讀書的人」和「讀書人」有著本質的不同，數字閱讀的淺層化，在某種程度上被認為對閱讀本身造成了傷害。

數字閱讀，容易陷入瀏覽式、隨意性、跳躍性、碎片化。這種閱讀習慣將致使思維能力弱化，最終導致文化底蘊散失。

傳統認為，閱讀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也可以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照此而言，閱讀的深與淺對一個社會精神氣質的形成和走向至關重要。

這一席話，讓人想起當年副刊確實帶動了深度閱讀，甚至衍生《中時》與《聯合》兩大報的文學獎設立，而刺激創作、出版，一九七○─一九八○年代由文人經營的五家文學出版社，爾雅、洪範、 純文學、大地、九歌不就是在這「你高聲唱來，我來相和」中呼應而出的。

因為有聯合報，因為有聯合副刊，因為有林海音「文學副刊」的啟動，而影響台灣文壇數十年。都說「林海音的客廳是台灣半個文壇」，當年這些「讀書人」透過副刊的凝聚，自然形塑了「深閱讀」的氛圍；在文學檔案中，有許多林海音在家中與老少文友留下的「何家藝文沙龍照片」，那是文學、文化「傳燈」動人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