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讀《論語隨喜》，愕然！回頭再讀《天地之始——胡蘭成》，豁然！是薛仁明的筆引我重新遇見久違的人世清朗，仿若再回到當年處在那滿樹桃花、一片貞靜的天地間。心中，一陣震撼，無限慚愧……由是驚恐回首，全力翻出昔時影響甚深的胡蘭成、張愛玲，乃至朱西甯、天文、天心、仙枝等人文、史書刊。

薛仁明，這個在國中時期還是個安靜、喜歡聽人說話的乖孩子，因台南鄉下深厚的人世間底氣的蘊藉，在他寫《論語隨喜》時，發揮了柔軟而和悅的大力量。

以是因緣，我們契談人間世……

不安少年時

國中二年級，進入叛逆期，認真看世間，薛仁明心中逐漸產生不安與焦躁，對身邊的世界，甚至對同學沉迷港劇等，他都沒有那麼「理所當然」的感覺。到了高中，狀況更加劇；及至儒、釋、道觀念撞擊了生命，而開始有所領略；之後進台大歷史系，就更深入了這領域。

在學院中，面對教科書中抽象意念、異化的論述，與本質有距離，因此薛仁明內心深處的不安無法完全解決。

大三那年進入牟宗三先生的新儒家系統，這在當時是主流，但就傳統而言卻是偏差的，雖有儒家養分，但透過西方影響的論述方式，卻形成了另一種不安，有依舊魂魄不全的感覺。薛仁明卻也高興因讀不下新儒學，因此提早迅速的與學院拉開。

出離的青年

高中二年級時的薛仁明，最心儀是孟東籬，常在課堂中偷看他的書，十六、七歲就想到鄉下隱居。一九九三年，從軍中退伍，還是想隱居，坐火車到宜蘭、花蓮、南投，一站站逐處尋找；到了花東縱谷，正好池上國中有教師開缺，便參加徵試；從此在花東這美麗的縱谷間任教十五年。

池上的生活，對薛仁明影響更大，因為與時潮保持一定距離，而讓自己的生命型態、做學問的方式，在自覺、不自覺中，有了調整。二○一○年二月十五日在聯副寫了〈萬象歷然〉這篇文章，文中就提到孟東籬先生，薛仁明認為自己因年紀漸大，所以看出了孟先生為何走不出生命的困境。

中國是詩的民族，詩可以在現象中跳開，如「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沒有前因後果，卻是當下飽滿，以小說而言，《紅樓夢》是最具詩特質的小說，京劇的鋪演也是如此，愈是繁華愈是寂靜。當下圓滿自足，就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這是中華文化「道」之特質。

大學時讀歷史系，了解中國歷史，薛仁明卻對佛教好奇又不解，因此在佛學中打轉，早期讀南懷瑾先生的書，也曾面對弘一法師的抄經內心震動。

隨喜且從容

新出版的《論語隨喜》，談的是兩千五百年前的孔門話語，對應的則是這個時代；薛仁明說：「論語是既往，更是當下。」

早先在大陸出版的《孔子隨喜》，讀者年齡在三十歲上下，而且連續六周進入排行榜，對大陸讀者而言，《孔子隨喜》或《論語隨喜》碰觸的點或文字的處理方式，都感到既熟悉又新鮮；台灣的讀者主要則是在四十歲以上。對於這個差異現象，薛仁明表示：儒、釋、道的出現，本皆是大家心不得安，因為要把心安下，而所有說法，只是針對不同根器，說法自是不同；人們會接觸儒、釋、道，也是因為心不安。

無論是佛家的「律」或儒家的「規矩」，百姓是日用而不自知。就最平常飲食生活而言，薛仁明以時下被認為文創指標的「食養山房」為例，它目前漸臻成熟階段，華人客群是台灣一半，香港、新加坡、大陸一半；在心情方面，台灣客人與大陸不同，台灣大多以「特色餐廳」對待，而大陸人更多關注的是空間，走進這兒覺得心頭有受重擊的感覺，那就是整個環境是沒有刻意的，卻讓人頓時身心放下，甚至可以說就是一個準修行的空間。對從大陸來的朋友而言，「食養山房」是既熟悉又新鮮的，勾起了生命文化的基因──西方作品是論理或純文字，中華文化則如生命一般，論點與文字是不可切割，即使是論述，也要是可讀可誦；因此北京的作家說作品，不說是「文學」，而是說「文章」。

現代人受西方文明影響，而切割了每個人的生命本質；系統的論述有違生命的本質，不能有抽象的系統論述；論述有如入世操戈，所以《紅樓夢》與《基督山恩仇記》是那麼的不同；以人為例，隱性的胡適與顯性的胡適，也是東方與西化在一個人身上所展現的對比。

「但覺孔子宛如現前，但覺孔子與這時代同其呼吸；然後，與孔子一塊不忘其憂、不改其樂；再與孔子一路走來，知?那沿途有吟吟笑語，有景致依舊。一如詩經裡的風日灑然，一如孔門師徒的風乎舞雩，一如台灣民間的深穩信實。這景致，正是我最大的想望。於是，我寫孔子，也不過是深受其益，知其佳勝，故說來給有緣之人聽聽。」

新書發表會上，薛仁明安排妻兒一起參與，並有奉茶、古琴演奏，「如是生活」是整本《論語隨喜》要呈現的。希望大家收攝魂魄，回到「人」的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