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是垂老之年，回顧做人做事，沒有什麼智慧足以誇耀，唯一值得一提的是自正面看人、看事的習慣。有時我不免回想，是誰教過我呢？想不起來。我只能歸之於父母教我、養我的態度。

家父母來自山東的鄉間，並沒有受過高深的教育，他們有什麼高明的教養方法？現在回想，他們撫養我長大，幾乎放任我自然成長，我沒有記得兒時曾被嚴厲的責罵，更談不上挨打了。我也不明白他們對我這樣放任，是因為我生性太乖呢？還是他們特別喜歡我。我是長子，念書還算用功，可能兩個原因都有一些吧！

在逃難中長成，在艱困的生活中供我讀書，我可以感覺他們對我的期望，因此對我不當的言行也不願指責而選擇原諒。久而久之，我體會到為人處事是很難完美的，只要自正面去看，原諒缺失，事情自然會有正面的發展。我的父母並沒有聽說過「愛的教育」，也不會說些好聽的話，或做出慈祥的動作，可是他們的做法正是不折不扣的愛的教育吧！

我在台灣讀完大學，又出國留學，讀書的環境未必盡如我意，但是我自正面看的習慣，使我不多挑剔，只看環境中正面的條件，努力學習。回國後，在大學擔任行政，乃至後來出任較重要的行政職務，即使在遭遇諸多困難時，由於我都以樂觀的態度，正面的看待問題，在工作的推行上，均能化險為夷，順利完成任務。

一九七○年代，我受聘負起籌劃自然科學博物館的工作。開始時以為預算已準備妥當，接任後才知一無所有，連辦公處所與工作人員薪資都沒有。經過短暫的煩惱，開始正面的看此處境：完全自零開始。雖然過程很辛苦，卻給了我和同事們一個無限的天地，讓我們努力開拓。我們把目標向上大幅提升，爭取經建會的同意與支持，才有科博館成為國際水準大館的今天，遠遠超過教育部計畫的初衷。

我看人的態度尤其如此。若自今天新聞媒體上所報導的社會現象著眼，似乎壞人比好人多，可是我一生所接觸的師長、學生、官員、同事甚多，其中也有我不喜歡的，但卻不記得有一個所謂壞人。他們來自不同的背景，各有不同的做人做事的方法，在我眼中，都有我所不及的優點。我知道，很少人喜歡我，因為自小養成的山東脾氣，實在不討人喜歡；但不至於厭惡我。

我這種態度，對機關的同事有兩種反應。正面的就是互信。我習慣於利用他們的優點，把重要的任務分給他們處理；充分授權，只聽報告而少懷疑。有朋友勸我千萬要小心，但我的經驗是，他們都高興的努力發揮所長，極少出問題，我卻樂得清閒，只隨時調整他們的方向就可以了。也有同事怪我糊塗，婦人之仁，同事有出軌的傳聞也不呵斥或懲罰。這一點我承認。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我習慣上暗示他們，相信他們不會犯錯，他們也就不負我對他們的期望。我雖被視為令人畏懼的老師或上司，我離職後，同事們對我卻有朋友間的情誼，希望能常常見面。

我的人生經驗使我覺得人性中的善意是用善意激勵出來的。我有時很嚴厲，那是對年輕人工作成效的要求。可是我無論說什麼，都要他們感覺我對他們的期待與信賴，因我確實相信他們能做得很好。

靠這點對人性正面的信賴，幾十年間做了一些小事，都是大家協力完成，回頭看，感到十分滿足。朋友們說，這種個性做事也許可以，是不能做官的。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