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在建國百年的歷史時刻，被兩岸三地的學者專家及電影工作者票選為百大華語電影之首，自然有其在台灣歷史和電影藝術成就兩方面的重大意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台灣被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成立了長官公署治理台灣。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了二二八事件，台灣人從原本重回祖國的期待和歡欣中跌入了恐懼的深淵。

一九四九年大陸淪陷，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澎金馬，維持了國號和政權至今。在國民黨統治台灣的戒嚴時代，二二八是一個不准提起的禁忌，只有在當時反政府的黨外雜誌上偶爾提及，但很快會被警備總部查禁。

一九八八年初蔣經國逝世後，副總統李登輝在原本國民黨的舊勢力包圍下接掌政權，侯孝賢就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時刻籌拍「悲情城市」。他決定重現台灣那段不能說不能碰的歷史傷口二二八事件。作為台灣新電影浪潮中的領袖級的人物，在台灣新電影浪潮已經退潮，甚至被影評人宣判死亡的關鍵時刻，侯孝賢和他的同志們凝聚力量，企圖用力一搏。一九八九年《悲情城市》果然成為台灣電影史上第一部奪得世界三大影展最佳影片的電影，在媒體不斷報導下台灣票房也衝破億元。

《悲情城市》在台灣電影史是一個非常重要里程碑，它不但為台灣新電影浪潮畫下了一個悲壯美麗的句號，也為下個十年的台灣電影開啟了一個國際影展路線，除了侯孝賢繼續在國際影展中得獎外，李安、蔡明亮、林正盛、張作驥等導演也再接再勵的在最重要的國際影展中頻頻得獎，成了台灣之光。台灣也藉著在國際影展上得獎，讓全世界都看見台灣。

《悲情城市》是透過一個原本在基隆經營藝旦間的林家不同成員的命運，將那個混亂又黑暗的時代攤在陽光下重見天日。戰後老大將藝旦間改為「小上海」，「小上海」就成了各路人馬出沒之處。老三在戰爭期間被日本政府徵召去上海位日軍當翻譯，日本戰敗後成了漢奸逃回台灣，身分認同的錯亂是當時台灣人共同的悲劇，於是精神崩潰住醫院療養。老四從小失聰，經營一家照像舘，他有社會主義的理想，和有同樣思想的朋友常常聚會討論馬克思主義，二二八事件之後白色恐怖跟著展開，這些朋友們相繼被逮捕。這個家族的成員一個個都難逃命運的捉弄，最後讓整個家族陷入悲慘的結局。侯孝賢在這部電影中，再度展現了他許多神來之筆的長鏡頭，以呼應他企圖宏觀當時整個時代氛圍和歷史現場的角度。

這部電影推出後的二十年間，台灣經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國民黨在台灣失去了八年中央政權後又重新執政，兩次和平的政黨輪替，使台灣的民主和自由遙遙領先其他華人地區，台灣人以能包容多元文化和擁有創新能力感到自豪，不再悲情。

台灣的歷史發展就像是《悲情城市》中的那個家族，歷經劫難後剩下的家人還是得活下去，而且要愈活愈好。二十年後再看《悲情城市》，會覺得它不僅只是一部台灣電影而已，它已經成了台灣國族歷史和命運的象徵。（本專欄每周一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