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點鐘的教室裡，分組報告的時間，同學們準備了投影片輔助報告，教室外頭陽光燦爛，教室裡面原是燈光明亮，卻因放映投影片而頓時成了電影院，對這個主題不感興趣的同學照例睡著了，等到報告結束，由我來總結與補充時，部分同學醒來，有些仍繼續夢周公。我體貼地替這些瞌睡的學生找理由，一定是課餘打工太耗體力，於是我擱下文學課題，和學生們討論起打工問題。粗略調查有多少人打工？做些什麼樣的工作？薪水多少等，其中一個學生答案令我聽了瞠目結舌，他在ＫＴＶ打工，上大夜班，晚上十點工作到六點，我問他那什麼時間睡覺，為何要上大夜班？他回答我，因大夜班時薪較高，而且那個時段事情少又安靜，他通常下班後回家洗澡換衣服，然後到學校上課，下課後睡個幾小時再去上班。
我在兩所大學的中文系兼課，一所公立的，一所私立的，私立大學的學費大約是公立大學的兩倍到三倍，打工情況和學費高低是成正比的，公立大學那一班，約有三分之二的學生在打工，這三分之二的打工學生中，打工原因依序是繳學費、籌措生活費、存錢待畢業後償還助學貸款、賺零用錢等。私立大學的學生則九成在打工，打工原因和公立大學生相去不遠，但打工時數則明顯增多，對一些打工快成正職的私立大學學生來說，讀書反而是副業。
台灣大學生打工的問題，存在已久，開始成「問題」，和大學窄門大開，學校數從三十年前二十多所到現在一百五、六十所，以及大學學費日益高漲都有關連，而這個「問題」因為監察院長王建←的一席話，再度引發社會各界廣泛的討論。王建←的演講主題是分享閱讀經驗，他談到大學生打工問題，批評打工是賤賣大學黃金時間，把黃金當成石頭賣掉，忍不住說打工笨死了。雖然他隨後澄清說，原意是勉勵學子應該善用讀書時間，真的沒錢讀書可以去貸款，除非無法貸款，最後才選擇打工。王院長是高官，又是公眾人物，動見觀瞻，這種無法面面俱到的談話，當然會引起爭議，有人認為他的發言傷害到一些不得不靠打工維持生活的大學生，不過王院長的「打工笨死了」說，確實也點出一個現象，把人生寶貴的學習時間用來打工，真的很可惜。這樣除了上課時間外，忙著打工的大學生活，不知是不是努力準備大考的高中生所嚮往的生活？
我和打工結緣很早，早到還是法律規定不能打工的童工年紀。
國中畢業那個暑假，有整整兩個月，雖然我決定要去就讀公費學校，沒有學費壓力，不過在那個年代，能考上第一志願的高中，卻選擇讀師專，當然是家庭經濟因素，我進入師專後，同學中不是因為經濟因素放棄北一女來讀師專的人屈指可數。於是我不需像就讀高中的同學三年後有大學聯考，還不能鬆懈，那個暑假，我決定到製鞋工廠去打工。
那製鞋工廠是台灣經濟起飛階段的一個模型，日本人投資，台灣廉價勞力，生產許多精美的球鞋外銷到世界各地去賺外匯，生產鞋子的勞工卻誰也買不起那高級球鞋。我生長的那個小鎮幾乎有一半的年輕人都在這家工廠工作，尤其是國中畢業不繼續升學的女生，因為勞工來源不缺，工廠其實不要暑期工讀，我會到鞋廠去打工，因為我兩個姊姊都在工廠當作業員，而且已經工作很多年，正是工廠最歡迎的穩定勞工，我只不過隱瞞了我考上師專的事實，讓工廠領班以為我有機會和姊姊一樣把結婚前的青春歲月奉獻給鞋廠。
我的工作和坐在生產線前的女工不一樣，一方面那需要技術，我還沒訓練好；一方面我不喜歡上個廁所都要報備讓組長找人替手以維持生產線沒有自由的感覺。我在有限的選擇裡選擇分裝的工作，把裝著通過品管的鞋盒整齊放進大箱子裡，裝滿後再用膠帶封好。這是完全不需動腦的工作，大約只要彎腰、起身，彎腰、起身即可，剛剛從聯考的試煉中脫身，能夠不傷腦筋地做事，對我來說是很開心的事。我尤其喜歡裝好幾個大箱子後，用推車把貨品運到倉庫去這個階段的工作，我和另一位資深女工推著推車，當然主要是她在推，我只是在旁邊扶著把手做做樣子。從工廠我工作的區間到倉庫，要走不短的路，甚至要穿越分隔工廠的馬路，卻是我在機械化工作中一個放鬆和喘息的機會。
錄取我的組長本來很喜歡我，多半是我兩位勤奮的姊姊建立的好印象，他也期待我可以留在他這個單位，不過一個月後，他對我的態度丕變，開始不理不踩，視若無睹，事後我才知道，工廠裡和我同屆的國中應屆畢業生，有人告知組長我是升學班的學生，他想到我再過兩個星期就要走了，不願再花力氣訓練我。
我的勞動生活結束那天，中午我習慣和姊姊一起吃便當，吃著吃著我忽然哭起來，姊姊以為有人欺負我，我搖搖頭沒多解釋，那種即將告別一個可能再也不會相逢的場景的依依不捨，又怎麼解釋的清楚呢？
網路上有一則新聞，中國大陸八十後（一九八○年後出生）的青年，九成以上表示無法贍養父母，一半以上甚至要靠父母資助過生活，而台灣現在打工、靠助學貸款的大學生，正是八十、九十後啊。學期結束後，我記得那位在ＫＴＶ上大夜班的同學，印象中他一整學期沒有缺過課，上課打瞌睡的紀錄也不多，雖然我並不知他上其他課的狀況如何，只是每當夜深人靜，我在家中讀書寫作時，便常常想起我的學生，正在ＫＴＶ中為那一百五十元的時薪奉獻他的黃金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