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葉毓蘭（亞洲警察學會祕書長）

一九六五年春，我們舉家從宜蘭鄉下遷居台北，主因是已經隻身到台北半工半讀的大哥，覺得這裡的教育資源比較好，對弟妹們的未來比較有益。在選擇落腳住所時，年輕時曾經在台北當過警察的父親決定到他記憶中的繁華市中心：艋舺賃屋而居，另一個考量就是要把我送進全世界最大的小學：老松國小就讀，以為最大的小學，當然會有最好的教育資源，於是我就進了一年女九班，直到畢業。

現代人一定無法想像，為什麼小學一年級就開始男女分班？原因無他，人太多了，粥少而僧多時，為了方便管理，不但男女分班，甚至還只上半天課。

當年的老松國小有一萬多名學生。我還記得我們的教室空間，其實只是正常教室的一半，每個教室還擠了七十幾個學生。在這樣擁擠的空間，有限的教育資源，如何五育並重，雨露均霑？

還好一九六八年政府開始施行九年義務國教，老松國小宛如老鼠籠的擁擠困境，因為鄰近的南門國中小落成，而有了紓解，許多同學被移撥至新學校，我們終於是比較正常的五十多人一班了。那一年，台灣的國民平均所得首度超過一萬美元，以政府的歲收，根本無法負擔，但是因為當時蔣中正總統的遠見，決定實施，最初三年共耗費三十六億元的經費，為籌措財源，中央實施加稅計畫。

學生就讀國中比率從一九六八年的百分之五十九，到目前幾乎是百分之百，如今回顧，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為台灣一九七○年代的經濟起飛，奠定了人力資源的基礎，雖然推行之初財政負擔很沉重，但是那筆錢花得有意義，有價值，也是台灣對未來所做的最大投資。

如今，童年時記憶中擁擠的老松國小，全校學生早已沒有當年的萬人，聽說只有區區六百！台灣的生育率世界最低，少子化和人口老化的相互加乘效果，儼然已經是國安危機，更需要政府以更大的魄力面對解決。

但是目前許多托育托幼政策，在台灣是一國多制，仍然是各縣市長自行規畫，人民尚無足夠信心勇於生育。最近因為郭台銘在國民黨的總統初選國政願景發表會上，一席「零至六歲的孩子國家養」的豪語，引起熱烈討論。

不久前我因為好友的外孫，對於新北市的公托有了初淺的認識。孩子的父母、外公外婆都有工作，他們並沒有因為新生命的到來而生活大亂，是因為他們很幸運，抽到新北市林口的公托，在寶貝滿月後就送到公托去，大人們繼續拚經濟、為孩子拚未來。這是朱立倫在新北市的政績，但是林口只有三家公托，需要「像中樂透」的運氣，才能中籤。寶貝在公托裡每月只要六千元，還有營養師準備的副食品，這樣才是年輕人願意結婚生養小孩的最強後盾。

類似的機制在台中市，則變成以「托育一條龍」銜接「定價加補助的準公共化」，家長送有訂價的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或保母，每月可獲六千元補助。台中市加入準公共化的托嬰中心及保母雖然超過八成，但是這些準公共化的托嬰中心或保母，政府無法進行全面的控管，品質與新北市的公托並無法相提並論，難免時有爭議。

郭台銘的「國家幫養六歲學齡前幼兒」雖然還是個遙遠的夢想，但是我更盼望朱立倫在新北市創設的「公托」德政能夠擴大普及，公托免抽籤，讓每個願意生育的母親沒有後顧之憂，也不必靠著「運氣」才能有這樣的安心，這樣台灣才能有個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