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鈞堯

英文老師輪廓深、嘴唇厚，真像我的家族，上課時我一逕盯著她瞧。說老師像我的家族，姊姊們一定抗議，她們都瓜子臉，嘴唇弧線漂亮，只能說是，像我。

我鼻塌、唇厚，對照爹娘與手足，我簡直石頭蹦出來。健康教育還沒上到男女倫理時，問媽媽，「我怎麼來到人世的啊？」媽媽一會說天上掉下，不多時又改口說，有一天柴火堆裡聽到囡仔的哭聲，不料是一個黑胖娃娃。

每一個孩子都渴望他的創世也是神話，然而吾輩膚黑唇厚，問到後來，只能得到父母不詳答案。雖是笑話，但依然藏刀，所以英文老師乍現教室那一刻，我的眼睛都亮了。

可能多數人都遺忘了，授課表單懸掛教室門外，各科授課老師名字有英勇、有芬芳，長相圓扁還是勾起眺望念頭。英文老師不算美貌，戴黑框眼鏡，是瘦是胖我完全模糊了，我只記得她的家族嘴唇，「This is a book」，「This is an apple」，她說我們跟著念。

我的視線不在書本上，而在她的臉跟唇上。我能夠比同齡層的人多識字，是因為看黃俊雄布袋戲、楊麗花歌仔戲，必須盯著字幕，藉以平衡台灣腔與金門腔差異用語。我一字字記住，成為資料庫。老師被瞧得不自在，輕咳一聲說，「同學們讀英文，不要盯著我，要對照課本喔。」

知道她在說我，我稍稍轉移焦點，不一會兒又盯著她瞧。學國字與學英文畢竟是兩種系統，很可能在出發時走了岔路，驀然回首，英文沒有在燈火闌珊處，而在萬重山外。爾後大學聯考英文不到低標，大學讀反原文經濟學題旨也能自圓其說。

我的英文課最後只留下我牢記的英文老師。在我鼻不塌、唇不厚時，她仍戴著黑框眼鏡，走上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