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瀟君

2012年，我是特意回台灣看妳的，黎明。

剛進大學，就風聞妳代表國家到美國訪問多次。妳是一輪朝陽，照亮陰雨的校園。

大二轉系，和妳成了同班同學。妳溫暖招呼著我，我卻總不自覺地退後一步。

記憶中有一格，是妳在新聞館拉住我，說：「有個工作，我轉介給妳。」那是筆天文數字的收入，妳為什麼把這麼好的一分工作讓給了我？我沒有答案；更不記得，年輕的我是否有在事後向妳說聲謝謝？

記憶中的另一格，是修失戀學分，孤單自閉的日子裡，妳在我桌上留下一個日本紙摺洋娃娃，幾顆喉糖和一張紙條：「希望娃娃的笑，喉糖的涼，帶給妳一個開心些的下午。」失戀時那種被全世界遺忘的孤獨，和深怕被別人看笑話的恐懼，在淚眼模糊中受到了撫慰，但仍沒有把我心中和妳的距離拉近。我寧可遠遠看著妳的光芒，是怕太靠近了，炙熱的光會燙人嗎？

大四，收到妳的邀請函，到了以後才知道，那是妳的訂婚宴。當天班上只有四位同學被邀請。穿著白紗的妳落落大方，我卻只是虛榮地開心著──我是班上四位被邀約的好友之一。

人生旅途雜亂飛快，被折疊成一張小小的郵票，四十年來，隨著寫錯的地址，東奔西跑，蓋滿了印記，卻不確定哪裡可安身。

2012年，妳在同學群組發文告訴大家，罹患了肺腺癌，但病情已得到控制。看到消息，我想起舊時光，很想問一聲「妳好嗎」，就這樣和女兒飛回台灣。

到台北當天，妳從養病的陽明山下來，約了同學們同聚一堂。我拘謹地看著妳一如往常，談笑風生的招呼著一桌老同學和我女兒。

女兒問了她自己一生最好奇的問題：「阿姨，妳們大學時候參加舞會真的會被警察抓嗎？媽媽不許我們跳舞，說參加舞會都是壞人。」

同桌同學們笑翻了天，我才知道我是唯一因為怕被抓，而沒有參加過舞會的那一個。

原來許多我們堅守的信念，都並不是真的。

妳病後，每周六都請老師教身體牽引，好友們紛紛上山去陪妳練習，一次運動完，妳和妳的朋友們邀請我留下一起去吃滷肉飯，我卻堅決告辭。知道自己怕著我眼中光鮮耀眼的人群，怕被人看穿自己的單薄。

多年後常常在文章報紙看到當時在場的一些人名，我總懊惱，想著如果那天留下來，會不會多留下些和妳的共同回憶呢？

回台只停三個禮拜，妳又約我到山上一見。我居然不經心的說：「改天吧！」

那聲改天，是我對妳最不負責任的承諾。

接到斯亞從台灣來的電話，我心裡有數，拿起電話就說：「我不要聽，不要告訴我。」眼淚迸了出來。一個人蹲在洛杉磯廣闊的停車場，哀哀地哭著。

笑靨和頰邊的那滴淚，愛侶和未酬的壯志，妳的一生，就這樣翻頁了嗎？

我還沒有機會問妳一聲，如此優秀，傑出，亮眼的妳，為什麼會選擇和平凡的我做朋友呢？

我還沒有機會告訴妳，我每次的退後疏遠，只是自慚形穢，不知所措。

原來，幾十年來，我們並沒有一同長大，我一直還是那個仰望著妳的那個害羞蒼白，以為跳舞會被警察抓的小女孩。

我常常在不眠的夜，想起年輕的妳，一如當年的仰望，等待著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