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戰後台灣的歷史學界，大量吸收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研究趨於更加專業與細緻。這種趨向的優點是，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不過凡事都有一體兩面，缺點是，面對歷史的整體認識走向破碎，以及對於外國理論與方法的獵奇趨新，使得原有的史學傳統出現不可避免的斷層。

如果溯源史學史，可以發現，在清末以降中國學術現代化的過程中，歷史學相較於其他學科，比較有機會在傳統學術的基礎之上，再融合新理論、新方法，而非全盤西化，成為西方學術的東方領地。從這個角度出發，顧頡剛與羅爾綱這兩位一流史家的治史經驗，有助於我們思考如何「批判地繼承」舊有的史學傳統。

顧頡剛（一八九三～一九八○），一九二○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任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並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重要開創者。

顧頡剛在其代表作《古史辨》自序中，回顧本身的治史歷程。他表示，自己從小就有對舊有權威的反叛心態；另一方面，他從原有的文化脈絡，吸取來自傳統的養分，包括傳說故事、民俗戲曲、崔述《考信錄》、今古文經等，轉化為反傳統的動力。

值得注意的是，學界一般認為顧頡剛的成就是「破大於立」，但是他的「古史層累造成說」（所謂的「破」），並非只是為了質疑偽史，而是為日後以地下實物建設古史（所謂的「立」），開啟新的可能性。

羅爾綱（一九○一～一九九七），一九三○年畢業於中國公學，之後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以太平天國史、晚清兵制史聞名。羅爾綱是另一種典型的史家，他在一九四三年寫出《師門五年記》，記述向胡適求學問道、師生相處五年的經歷與情誼，出版後亦受到學界的關注。

他回憶自己的青年學術生涯，如何深受恩師胡適的薰陶與教導，行文流暢而帶有濃厚的情感。羅爾綱以清代的乾嘉考據之學為基礎，努力實踐胡適的科學方法，「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更難得的是，羅爾綱在文章中自曝曾經為生活而賣稿，卻因為考證輕率、過度解釋，因此受到胡適的嚴厲訓斥，反而使這本小書更具說服力。

胡適評論羅爾綱的治學「狷介」，也就是行為不茍且的意思。胡適當初辨偽，找出兩百六十二首蒲松齡的假詩，羅爾綱則找出二十首石達開的偽詩。可見他在胡適的師門之下，繼承其師的懷疑精神與考據方法，所以後來能在太平天國史的領域有所成就。

歸納顧頡剛與羅爾綱的治史經驗，對我們的啟發是，史家仍要從本身的學術傳承之中，進一步追求創新，而非只是全盤引進西方學界的潮流，否則將成為失了根的學者，永遠無法趕上或超越西方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