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鍾鼎文的詩在三十年代已備受矚目，後來他更將新詩的種籽帶來台灣，雖然他自謙寫了八十年的詩，並無絲毫成就，但他開朗雄健的詩風，及打造現代詩在台再出發與復興運動，促使現代詩在台灣的蓬勃發展，功不可沒，他確曾在台灣的詩壇有過一定的份量，世界詩人大會近三十年的歷史中，台灣年年不缺席，鍾鼎文居中牽線，功勞不小，也可說是台灣現詩壇接軌世界的推手。

．一九六七年鍾鼎文獲國際桂冠詩人協會，在菲律賓貧贈中國名譽桂冠詩人獎。


二○○六年，對於前輩詩人鍾鼎文而言，可說是悲痛逾恆的一年，和他相知相惜八十五年摯愛的妻子向荃女士，於二○○六年一月九日病逝台北；他忍著悲痛之心不但安排好後事，並於九月二十二日將太太的骨灰帶回故鄉安徽省舒城縣河口鄉，安葬於祖居後山的「春秋陵園」公墓。鍾鼎文認為，這次回歸故鄉，是中國人落葉歸根的傳統想法與作為。

．鍾鼎文二十多歲時，英姿煥發的形象。  

                          
憶及夫人，九十四高齡的鍾鼎文老淚縱橫，談著七歲就認識青梅竹馬的老伴，認識前後有八十五年了，他們是小學同班同學。他還記得第一眼見到向荃，就和姐姐說他喜歡這位漂亮的小姑娘。可惜中間失去聯絡了數年，直到抗戰時鍾鼎文留日歸國回到故鄉舒城，而向荃則因後撤到六安經過舒城，他們在路邊巧遇，鍾鼎文決定把握這次重逢的緣份一路追去，這才追到了一世幸福的因緣。談至此，鍾鼎文臉上再顯笑意，他與夫人的認識與結合，可說充滿著傳奇，彷彿只有在浪漫的電影情節裡才可以看到。

．鍾鼎文的妻子向荃（圖中）去年病逝，這是她與家人度過最後一個聖誔節，這照片留給家人永遠的懷念。






十幾歲開始寫詩 詩壇耕耘八十年

重情義的鍾鼎文和妻子有八十五年相識的歲月，細算起來，他在詩壇的耕耘也有八十年，鍾鼎文說，他十幾歲時就開始寫詩，就讀安慶第一中學時，他登臨學校附近的鎮風古塔，想起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有感而發在週記上創作第一篇詩作「塔上」。當時導師，也是詩人的高歌正好兼任報紙副刊編輯，將他的作品發表。但老師怕人說袒護自己的學生，於是從鍾鼎文的本名鍾國藩的「藩」字拆字而成筆名「番草」，促使他走向詩的創作，開始展露頭角。

一九一四年出生安徽安慶的鍾鼎文，父親當時任安徽省律師公會理事長，外祖父家也是書香門第。小時侯相當調皮，鍾鼎文說，就像現在人說的過動兒一般。他們家相當重視孩子教育，父親原本送鍾鼎文上縣內小學，但校方深怕好動的他發生意外，而建議他父親，讓鍾鼎文和姐姐們一起上學，因和女孩家一起讀書較不會太頑皮。

其實鍾鼎文是個早慧的孩子，五、六歲時在家中接受私熟老師傳授四書五經，打下很好的國學根基，同時又跟隨姐姐們上學，接受西式教育，知識也開的早，小學、中學都是跳級唸，就像現代的資優生般。鍾鼎文十四歲時，已經是安慶第一中學高中生了，仍不改頑皮調性，他參加學校國術社，並管理國術的器材，每日早出晚歸，發現每到晚上，很多同學都會翻牆出校去老師家開會，參加抗軍活動，他認定自己年齡雖小，卻有滿腔愛國心，也要求老師接納他，因而十四歲時即加入國民黨。

當時有一陣子國共合作，年輕人也分不清自己加入的是什麼黨，不久國民黨實施清黨，學校把許多思想左傾或偏差的學生，都送交特務機關遭槍斃的命運，這其中有許多是鍾鼎文要好的同學與玩伴，他對校方做法表示異議，認為應該以導正的感化教育開導學生，給學生一個機會。教育機關認為他唱反調、鼓動學潮，於是下令捉拿他。去年鍾鼎文護送夫人骨灰回歸故里、落葉歸根後，順道訪問母校安慶第一中學，經過近八十年後才在一百周年校慶紀念冊上發現他是當時省教育廳發布的「通緝犯」。他這時才了解當時父親叫他連夜離家到上海避禍與發展的苦心。

寫詩不重主義流派 應有真情和內容

連夜離家逃至上海，但因沒有轉學證明，鍾鼎文無法入學讀書，十六歲的他只好到處打工賺錢餬口，同時也寫詩投稿賺稿費。後來進入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更是勤於筆耕，經常在「東方雜誌」發表詩作，當時他投稿一首詩「船」被採用，不但給了很高的稿費，同時也讓鍾鼎文小有文名。

民國二十五年他發表於上海「東方文藝」的一首「家庭」，更受到當時左傾的文藝批評家們所賞識，這一首描寫江北大飢荒的寫實詩，充滿了詩人溫厚的人道關懷，中共第一任駐印尼大使王任叔就曾撰文盛讚此詩的新寫實主義。不過鍾鼎文一向不以主義流派為意，他認為，任何主義或理論的標誌，都只是作品的包裝，最重要的應是作品本身要有真實感情和實質的內容，只談理論並沒有真正的價值。

一九三二年，上海公學因一二八事變被炮轟毀，他轉去北京，借讀北京大學修滿學分，他考上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後轉社會學科。他研讀美學，並翻譯過黑格爾的美學導論。在日本讀書時，遠在家鄉的父母卻遭搶匪雙雙遇害，這個打擊致使鍾鼎文精神錯亂。那段時間，上海「申報」請他做日本特派員，採訪日本重大新聞，當時偽滿洲國的漙儀訪日，被一韓國人襲擊，鍾鼎文正在現場採訪，被日本兵士懷疑是間諜，日夜派兵監視。有一晚，他正讀到日本名詩人松尾芭蕉的作品，寫古老池塘青蛙跳進去的聲音，使他心生一計，由二樓丟東西進一樓花園的池塘中，吸引監視他的日兵注意他半夜都在讀書，並沒有外出，後來日本兵士提寫報告說明，日本政府才撤去士兵的監視，由此可看出鍾鼎文的機智，才可還他自由之身。

現代詩壇重要推手 爭取創作發表園地

鍾鼎文是一位愛國詩人，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投筆從戎，積極的參與八年的對日抗戰，歷任第五戰區少將參議，兼安徽省黨政軍聯合辦公廳主任秘書。此時有人發密電告給蔣委員長，說鍾鼎文是左派，他了解，這事若處理不當，不但會禍及自己，同時也會秧及上級長官，於是他決定翻山越嶺走一趟重慶，花了一個月時間，面見蔣委員長說明事情原委。他的誠心真的獲得蔣委員長的信任，抗戰末期，應召赴重慶任職國民黨中央黨部文書處長，抗戰勝利隨政府遷都而定居南京。

．一九八六年已過逝的知名女作家蘇雪林九十大壽，在陽明山文化大學前鍾鼎文的住處「 世界文化藝術學院」過壽。



一九四九年台灣光復，鍾鼎文隨政府來台，擔任國大代表，同時為報社寫社論。台灣光復初期，社會雖然貧窮，但文學受重視程度不遜今日，現代詩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開始蓬勃發展，這歸功於多位前輩詩人如鍾鼎文、紀弦、覃子豪、葛賢寧、李莎等人的推動，尤其是人稱「大陸來台三老」的紀弦、覃子豪和鍾鼎文，他們一起組織詩社、創辦詩刊、推展詩運，開展出台灣文學另一個全新的時代。鍾鼎文來台後與覃子豪共同創辦《新詩周刊》及《藍星周刊》，獻身新詩運動，他們都對台灣現代詩的發展影響很大。不但醞釀出詩運的高潮，也鼓勵更多的年輕詩人接觸現代詩，並在他們的啟導引領下從事創作。

鍾鼎文可說是現代詩壇的重要推手，由於文字創作最需要是有發表園地，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自立晚報》副刊《萬家燈火》刊載「草山一衰翁」一文，遭政府指涉對蔣中正總統有不敬之意而遭停刊，並被處以永不復刊的處分。民國40年鍾鼎文任職《自立晚報》總主筆期間，努力向蔣經國先生提議復刊，果真九月復刊。他同時替《新詩周刊》爭取了版面，邀請紀弦等人一同主編，一心想為當時的新詩創作人爭取到創作發表園地，造成現代詩在台再出發與復興運動，及現代詩在台灣的蓬勃發展。

大陸來台三老 友情延續到台灣

鍾鼎文並與覃子豪、余光中、鄧禹平、蓉子等人創立「藍星詩社」，積極推動現代詩的推廣；同時民國四十二年在「中華文藝函授學校」他與覃子豪、紀弦、鍾雷等名詩人同任新詩班的教授，推動詩教；亦積極參與新詩學會與世界詩人大會的籌組工作與活動。他是「世界詩人大會」成立人之一，迄今二十六屆，今年九月才剛在印度召開。。民國六十二年冬，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就因當時任中國代表團團長鍾鼎文的引薦與策畫，始能在台北市圓山飯店召開。將台灣現代詩和世界詩壇接規，鍾鼎文起了一個頭。

鍾鼎文表示，認識覃子豪是在北大修學分時，他們都對俄國文學有些愛好，北京有一世界語系書店，樓下賣外國書，而樓上則是教外語的補習班，他和覃子豪在北京也都發表詩作，後來在世界語系書店相遇，相談的很投機。至於紀弦則是流亡上海時，紀弦喜辦詩刊，邀約寫詩而相識，他們三人可說很早就相識，只是沒想到覃子豪、紀弦和鍾鼎文的友誼延續到了海島。

談及「大陸來台三老」，鍾鼎文笑說，覃子豪、紀弦喜歡論詩打筆戰，尤其紀弦喜用理論來論詩，但鍾鼎文認定，文學都有反叛性，不論是對時代、現實的批評都是由於文學的反叛性。孔子說「詩可以怨」，怨是一種責備，但詩又是溫柔敦厚，可以陶冶人性，因此寫詩是要感性的，以理論談詩，就沒感覺了。曾經覃子豪和紀弦就因對詩的看法不同而筆戰，鍾鼎文是不喜歡論戰，因此並未加入他們的筆戰，不過縱然以前在詩藝或文章見解上有差異與爭執，常筆墨間爭鋒，鍾鼎文也常常當他們筆墨間的「調人」。但是私底下他們三人的交情是非常好的。

寫詩長達近八十年的創作經驗，鍾鼎文認為，現代詩人應該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應該寫一首比我們生命稍長一點的作品來」。他指出，詩人應對不同生活中細微的事物較一般人多一重感受、多一分感動，而將這分靈思，運用詩的語言，將生命的感受化為美學的呈現。因此，詩的題材常常取自於日常生活，來自於生活經驗的感受，可說詩是生活的藝術化。

鍾鼎文是一個接受新文學同時也重視傳統的詩人，尤其強調文學的主體性和民族性，他認為，很多人全盤接受西方的文學理論，卻忽略人文科學有其民族性，吸收國外的東西固然可以進步，但中國的文學理論仍是非常有價值，因此，他深覺過度受西方影響是個極端，而鄉土文學也是個極端，鍾鼎文並不否認文學有其地域性，但他也強調，文學僅僅重鄉土是不夠的，應當是在地域的基礎上提升層次和意境。

期望全集早日付梓 前輩詩人不被遺忘

創作詩時，鍾鼎文會細膩觀察周邊事物，並放進深厚的感情，因此在詩的語言創造上，他的詩作特重音節鏗鏘，同時也善於以寫實的筆觸，刻劃事象，使他的詩具有敘事的意味，明朗多於晦澀。他的詩的確相當好讀，原因在於詩句意象單純，沒有超現實主義那種晦澀感，形式方面，因作品有字數上的安排，以及押韻的使用，所以念起來相當順口；情感方面，則是走溫柔風格。

現代社的詩人杜衡在〈《行吟者》題記〉上評論鍾鼎文的詩作是接近於較早期的浪漫派，作風明快、流利而健康；但也吸收了新月派與現代派的長處，擺脫了那種表面的形式。這是一個能夠不受時代影響願意獨自走著自己的路的詩人，縱然這條路是寂寞的，是漫長而艱苦的。可見這位前輩詩人充滿詩想的創新意象多優美而飽滿。

事實上，不管在創作或詩運的推廣上，鍾鼎文都有著偉大的貢獻，但因為計畫做「當代人物」版訪問，需收集前輩詩人的資料時，才發現他的詩集早已絕版，作品在市面流通也不足，甚至專家學者對其詩作與貢獻的評價，相較於詩壇其他二老覃子豪與紀弦，似乎是非常不足。這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期望鍾鼎文的全集《年代》能早日付梓，使其為台灣詩壇的貢獻也能廣為後生晚輩知道，不會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