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演學

抽風機聲轟隆作響，左手邊是閃著冷光的不鏽鋼洗手台，和高及髖部的垃圾桶，垃圾桶上畫著紅色的警戒圖示與大大的骷髏頭，上面寫著：感染性廢棄物。感染，腦海不禁浮現蜜拉喬拉維琪驚恐卻不失強悍的神情，惡靈古堡在2020年竟於現實生活中開張。不斷攀升的感染、死亡人數，口罩與酒精隨侍在側，在在提醒著人們這不是電影。

我背後是一張病床，病床上是醫療設備插電或接管處；眼前是一扇不鏽鋼門，上頭嵌著唯一看得見外頭動靜的窗。我抱著四歲的女兒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我回想著剛剛是如何走進這座不鏽鋼做成的監獄。

「我的女兒已經發燒三日，四天前，我們去過確診者曾出現的宮廟。」我說。

護理師表情開始凝重。

「媽媽，等等我會打開您左手邊病房的門，請你們走進去，你和你女兒的健保卡給我。」護理師將健保卡裝進袋子裡，上頭寫著：高感染風險。待我一回神，不鏽鋼大門已然闔上。

我卻感到心安。

女兒發燒後的第二天，我才看到我們曾去過確診者足跡處。原本以為孩子只是打水仗著了涼，如今彷彿接到隱形的未爆彈，不知道何時炸開，如何拆卸，亦不知自己是否會誤傷了身邊的人。看不見的敵人，最令人驚恐。當病房不鏽鋼門闔上，我確信，自此刻起，即便真的爆炸，應也不會再傷到太多無辜的生命，我不由得感到一絲慶幸。道德的煎熬，於此尤是。

然而，若我倆真的確診，我們又該如何對過去幾天曾與我們接觸的親友、同事交代？曾經距離親近是美好的幸福，此刻卻變成殺傷力最強的武器。人與人之間如何繼續相信彼此的善意？

病床床頭對講機響起一陣男聲，詢問我這幾日的活動史、孩子與我的症狀。是醫生。沒有聽診器、壓舌板與眼神接觸的問診。我們一一核對，一一詳述詳答。像在法院，我如實答辯，只希望法官判我無罪。

「你們怎麼會進到宮廟裡兩次？」對講機那頭的微慍我清楚感受到了，那也是我這兩日不斷縈繞心頭的懊惱。然而誰能知道全村的信仰中心，竟變成令人避之猶恐不及的確診者足跡？然無常為常，再無回頭之處。

「媽媽，還要多久？」女兒發燒兩日後的病容讓我不捨，拿出手機點開卡通，微笑讓她懨懨的臉上顯得較有喜氣。

再過半小時，穿著全套隔離衣的醫生，按開兩道閃著冷光的不鏽鋼門走了進來。恍然，像科幻電影中的太空人朝我走了來，我和女兒就像外星生物即將被逐一研究。另一心情則是慚愧，為了我們去了不該去之處，讓醫療人員大費周章。

拍完胸部X光，採檢完成，醫生交代自主健康管理十四天，三天後可知道結果，若未感染不再通知。對講機再次響起，那是剛剛那名護理師，交代我們打開一道小鐵門，取出我們的藥與健保卡。「我會打開剛剛你們走進來時的那道鐵門，你們離開醫院後，直接回家，不要去任何地方。」對講機那頭說。

冰冷的不鏽鋼門再次開啟，我們迫不及待走出門外，急診室為了讓我們離開，已疏散所有人等，被阻隔在安全門外的人們，滿是疑惑地看著我們母女。來不及向醫護人員道謝，我們趕緊邁開步伐跨出急診室大門。

而門外，陽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