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克全

梁啟超有一卷《王安石評傳》，為宋史宋儒之誹謗醜詆王安石抱不平，而為其翻案。唯梁啟超的品評是以發揮王荊公的政術為首義。儘管其中一章節論列了其用人及交友，但有一點為梁所未遑評論的，即王安石對其貧蹇時期交往的友人王令的那分情至性，表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人性幽光。

王令（字逢原）英年早逝，卒於嘉祐四年（西元一○五九年），僅得壽二十八，從《王臨川全集》收錄的文字裡，可證明王安石對這位窮秀才充滿了終生孺慕之情。生前，兩人相互論學，王安石且為其權充冰人，王令夭歿，王安石為其作輓辭，作墓誌銘，不斷賦詩作詞悼念他，在寫給其他人的書信中也常痛惜這位摯友的懷才不遇及英年早逝，甚至日後更為其女謀佳婿，可見他對故友的深情至意。他有七律〈思王逢原三首〉，文句都很是惋傷，如「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巾」、「陳跡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

王安石何以對忘年交的王令（兩人相差十一歲）的友誼如此看重？一是王安石交友原來就少，二是「窮交所以能久」，兩人交往是在王安石尚未得政發跡時，王令去世那年，王安石提點江東刑獄，還不算顯貴，兩人以貧賤交，品學相互砥礪。

梁啟超說王令為荊公生平第一畏友，這話不是沒來由的。王安石有一封「與王逢原書」，應答了君子處世之學，從內容看，兩人在這方面互有駁難。可知王令的學識德操即便與王安石有出入及取捨，但其人其行是為他所敬重則是可確定的。王安石曾在書信中說：「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履約，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可見王令之節守尤為王安石欽敬。至交好友的遽逝，帶給他無限的傷痛。他在好友身上看見自己的身影，因此此傷痛亦為一自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