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陽

唐人吳兢的《貞觀政要‧卷二‧論求諫》中，記載了貞觀八年，唐太宗李世民對臣下說的一番話：「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恆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懾，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瞋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唐太宗無事靜坐之時，便對自己進行反省，深怕對上不能符合天意，對下不能讓百姓心無積怨，反映的是他身為一個「明君」，在其位置上，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心態；而這種心態既是體現了強烈的責任意識，也體現了他對歷史評價的重視與擔心。因為有這樣的思想指導，至少他不會胡作非為，為個人的享受之類而罔顧黎民之疾苦。

為了做一個負責任的皇帝，唐太宗廣開言路，努力傾聽各方的意見和建議，並設身處地為進諫之人著想，即便所提意見與建議與他的心意有違，也不會認為對方是有意冒犯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知道若非如此，人們必然心存恐懼，日後就再也聽不到率直之言了。

所以，「不以為忤」無疑是這番話中的關鍵詞。它是作為國君，面對批評意見時應有的心態：舉凡進諫，批評是免不了的，所以，說的話肯定沒有那麼好聽。

唐太宗對於「諫諍」的臣子是怎麼做的呢？貞觀六年（六三三）發生的一件事頗具典型：這一年，唐太宗因為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杜正倫、祕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人所奏的事很合心意，不只是邀請他們進宮「設宴為樂」，而且在表揚他們之後，每人賞賜了數量不等的絹。因為「諫諍」，有酒席答謝，有口頭表揚，還有物質獎勵，唐太宗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帝王之一，與其平日禮遇進諫者，察納雅言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