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敏迪

在吳承恩寫《西遊記》之前，唐僧孫悟空西遊取經的故事已經廣泛流傳，其源頭可以追溯到西夏。西夏榆林石窟中有唐僧和孫悟空的形象，出現在「水月觀音經變圖」與「普賢經變圖中」，而且發現有六幅之多。

榆林石窟第二窟中心塔柱兩側甬道南北各有一幅「水月觀音圖」，右下方二人一馬，身披袈裟和尚在隔水遙拜觀音，身後猴面人身者一手牽馬，一手置額前遮陽遙望，只是馬不是白馬，而是棗紅馬；二十九窟北壁也有二人一馬，躬身與人交談的兩人間，有一圓眼、大嘴、披髮、戴金環者，身後白馬隨行；東千佛洞北邊圖中的二人一馬，和尚穿寬袖袈裟，猴相者也是一手置額前；到了第三窟的西壁「普賢經變圖」中，行膜拜禮的和尚已經頭上具佛光，猴相者也雙手合十了，白馬馬鞍上有蓮花座，座上置放光芒的包裹。從這些壁畫中可以看出，唐僧師徒西遊取經故事的基本脈絡已經具備。

《隋書》載：「黨項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唐玄奘在黨項羌的瓜州收了個徒弟叫石盤陀，他們多深目多鬚，又「自稱獼猴種」，孫悟空的形象由此而來就不難想像了。

黨項人之後建立了西夏政權並推行漢化，一二二七年的被蒙古人滅國之後，他們改稱唐兀人，進入元代，他們中的很多人被派往漢地任官，比如〈河西老索神道碑〉中的老索，就出任了首任順天路最高長官達魯花赤，江南釋教總攝楊璉真伽也是唐兀人。

而元代已經存在雜劇《西遊記》和其劇本，一九二八年日本東京康文社印刷的《雜劇西遊記》上寫有「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卷之一，（元）吳昌齡」字樣。吳昌齡是山西大同人，其生活前期曾在內蒙從事過軍屯，後期升任婺源知州，與很多唐兀人的經歷相似。元代鍾嗣成《錄鬼簿》將其列入「前輩才人有所編傳奇行於世者五十六人」之中，很多唐兀人在進入明朝後就與當地人融合了，吳承恩祖上是否也是唐兀人無從考證，但唐兀人的傳說故事，容易成為他的寫作素材已經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