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弘法系列 7
●壽山公園停車問題
總之，我們對於壓力，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就好了。但是為了自身的方便，也不得不與各種外境、壓力，做一些周旋；在人我關係上，不得不用智慧、方便去解決問題。

民國52年（1963），我在壽山公園門內，建立了一個壽山寺，可是在這個公園裡，警察是不准許停車的。偶爾有客人來，我雖然沒有汽車，但客人一來臨時停了車，我再叫客人把車開走，這是非常難堪的事情。不過因為是公園的規矩，警察奉命行使職權，也是無可厚非的事。

不過社會慢慢在進步，我之後辦了壽山佛學院，為了全體學生外出參學，於是買了一個中型的巴士，我也要停車，而且需要經常停在壽山公園門內。因此，警察就一直來取締，我也就跟他們一直周旋抗爭。警察沒有太用強硬的手段，我也沒有用特殊的方式來對抗，可是後來，他們卻想出了一個方法來對付我。我先前為了汽車的上下及進出，把登上壽山公園的三、四階坡台，做成了斜坡，以方便汽車出入。警方就正式畫圖，向政府申請，將斜坡恢復成階梯，這樣一來，我就沒有辦法停車了。當時我們彼此都沒有溝通交流。

有一天我在佛殿裡，正在為一信徒舉行皈依典禮，忽然有人通知，警察公然把斜坡打壞，要重新修整。我一聽這還得了，如果一修整，車子就不能停了，因此趕緊叫一個信徒下去，請他們停止。可是這個信徒洪呂淑貞很害怕警察，因為那時候台灣的警察很有權威，很有日本警察的遺風，他不敢去。我覺得事不宜遲，不能猶豫，顧不及還穿著海青，就直接從樓上如飛而下，趕到工程的現場。

我看見警察正在指揮工程，他們的水泥、工具也都帶來了，我即刻說：「你想要做什麼？」他說要修整這個地方，因為車輛不能進到公園內停車，所以要做成台階。我說：「這很嚴重！你不知道前幾天，蔣夫人前來訪問壽山寺後面的婦女習藝所嗎？假如說這些長官、蔣夫人再來，你們不給他停車，他停到外面再走進來，萬一走坡台時發生危險，你們負責得了嗎？未來還有其他的長官會來，如果他們的安全你們都可以負責，你們就做這個工程吧。」

警察一聽，就說我們怎麼能負責得了蔣夫人他們的安全責任？我說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做這個工程。警察聽了以後，覺得也沒有辦法反駁我的理由，就算了。其實，蔣夫人難得一次來訪問婦女習藝所，這是偶然的事情。但是我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不得不借用蔣夫人和那許多長官的名義，讓警方知道對於重要人物的安全，還是應該要有所注意及保護的，所以警察也只能低調處理，不了了之。後來，我那部載學生參學的巴士，終於得以在公園裡面停車，而公園裡也經常停了幾十部的車子，因此我對停車的爭取，也讓附近的居民、大眾都能受益。

總之，我們對於壓力，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就好了。但是為了自身的方便，也不得不與各種外境、壓力，做一些周旋；在人我關係上，不得不用智慧、方便去解決問題。

把佛誕遊行改為迎佛
說到與警察的往來，可以說在台灣的初期，我的經驗是非常豐富的。我記得也是在民國45年（1956）左右，在宜蘭為了慶祝佛誕節，要舉行佛誕遊行，我希望打響佛教的名號。不過，我想遊行事關重大，還是到警察局去申報一下，因此我親自到警察局拜訪了局長。局長一聽到我要申請遊行，他回答說：「糟糕！你不來申請的話，還可以遊行；現在你一來正式申請，戒嚴期中，我哪裡敢准許你遊行呢？所以，你不能遊行，不能集眾。」

我說：「很多人死了之後，送葬的人都在遊行，那他們都可以啊！」他說：「他們沒有申請，在街上走一下就算了。」我說：「那我現在也在街上走一走，不就算了嘛。」他說：「不行，你已經給我知道、已經申請了，我不能答應。」我覺得我確實有不周全的地方，只得打消了佛誕遊行的念頭。

時光飛逝，第二年很快又到了，我還是不死心，仍然想舉行佛誕遊行，擴建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由於宜蘭市有48個里，我就以「里」設立了48個念佛班，有光明班、菩提班、慈悲班等等班級，我要求每一班都舉行佛誕花車化妝遊行。

大家覺得這個花錢出力還可以，但是要花車遊行的話，哪裡有花車呢？

那時候還沒有計程車，我說三輪車、小拖車、拖板車都可以做花車。他們勉強接受我這樣的建議，哪知道後來，連他們家裡的人都紛紛參與，全體動員，因為想要跟別的里、別的班級爭取榮譽，所以就都出來幫忙了。

宜蘭市只有五萬多的人口，結果那天的遊行，一下子就來了三萬多人，浩浩蕩蕩，可以說震動了整個宜蘭；整條的後街都沒有行人，只有在大街的中山路，人群集中遊行。警察看到那麼多的人，也不敢取締，只有幫忙維護秩序。我依著警察局局長說的「不要報告」，我這是迎佛，不叫遊行；由於我豎起了迎佛的大旗，也就平安無事，順利進行了。

所以，我覺得在人和事的管理上，我們不要對立，有的時候和緩一點，能語氣和緩、態度和緩、行事和緩，或是善用群眾的力量，也都能取勝。與安全單位的往來，要有對策因應，和平處理，就能夠安全過關。

在龍潭佈教的故事
民國46年（1957）左右，我在宜蘭的時候，關於警察，我還遇到了好幾個問題。有一天，我在龍潭偏遠的鄉村佈教，當時我站在一個汽油桶上講說，台下集合了一千多人聽講。我才講到一半的時候，有一位警察他就站在汽油桶旁邊跟我說：「下來，下來！」我心裡想，這可麻煩了，我若不下去，他會說我妨礙公務；我如果下去，這一場講演就會半途而廢，該怎麼辦呢？

此時，我忽然看見身邊一位青年歌詠隊的隊員吳素真小姐，他的皈依法名叫慈容，我趕緊叫慈容先代替我唱歌，維持信徒聽講的氣氛，然後我就下去和警察講話。我很不客氣的、態度也不友善的質問他：「你叫我下來做什麼？」他說：「戒嚴期中，你私自集會，現在趕快宣布解散。」

我聽了就說：「警察先生，解散是不行的。因為是我邀他們來聽我講經的，我怎麼能叫他們解散呢？假如要解散，你自己上去宣布。」他一聽就說：「我怎麼能去宣布？」我說：「你不宣布，那我講完了以後，自然解散。」由於他也不敢得罪群眾，只得說：「你要維護好安全，不要出事。」我說那是當然。於是我又上台把講座講完，然後大家也就自然解散了。

當然在這件事情上，我交了一個難題讓他去做，他不能解決，當然就只得給我方便，才能了事。所以，遇人處事，這也是一種管理上的方便。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