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薇晨
都說英國菜難吃,在倫敦,我還是去吃了知名的傳統食物:炸魚薯條。
這是漢伯寧街的一家獲獎老店,牆上掛了救生圈與木舵盤,有意營造一種討海的氛圍。水手扮相的廚師在開放式廚房裡忙於烹飪,趕著抵消外帶的人龍。穿著海軍藍底灑小白點子洋裝的服務生,擎著托盤,在桌與桌間串來串去,曼妙,矯捷,臉上一抹輕淺的笑,如同風和日麗的港灣裡,小船下了錨,海面生出微微的浮漚。
朋友坐在我對面,將一邊髮鬢掖至耳後,垂首查閱手機信箱,確認指導教授可曾回信。我忽然發現她其實瘦了一圈。離了故鄉的物事似乎總會有點不同,不拘是變得更好或更壞。於是我也忽然懂得了,為何她總願意迢迢跑去亞洲超市,只為買一瓶舶來的調味料,找一把熟稔的青菜。
服務生替我們送上炸魚薯條和維多利亞檸檬汽水,每份餐點附有番茄醬與塔塔醬,裝在小矮罐子裡,廣告顏料一般。熱油滾滾的氣泡將魚排與薯條炸得酥,汽水滾滾的氣泡似乎也要將舌頭炸得酥,這種酥,應當名為懷舊的快樂。鄰桌四個英國大叔則是吃炸魚薯條配紅茶,一人手邊一隻白瓷壺,低聲談笑,竟把昔日勞工果腹的粗食吃成了貴氣的下午茶。
炸魚薯條呢,難吃倒是不難吃。所謂難吃,或許不過是與自己的過往格格不入,是生疏不知底細,其中大多帶點畏怖的成分。然而炸魚薯條,尤其是炸魚,說得俗氣些,倒很令人想起台灣自助餐的鱈魚排(以及混充的圓鱈或扁鱈),平易而家常,且很有海島國家的風情,並非不可下嚥。當然它在民族薈萃飲食葳蕤的倫敦難免要失色了,可是因為它是道地的,所以是可原諒的。
我記得李明璁在散文集《物裡學》中談及留學康橋的時光,並將英國的日式連鎖餐廳「wagamama」稱作「(偽)日本拉麵店」。這裡的偽字,便有點不可原諒的意味了。
某一晚我和朋友在倫敦唐人街的粵式酒樓吃飯,楊枝甘露裝在小鐵盅裡,小鐵盅又扣在小木桶裡,古意盎然。那楊枝甘露嘗起來偏於苦,是葡萄柚絲的澀味遮蓋了芒果的香甜,與我在台灣吃過的不同。可是我在台灣吃過的楊枝甘露也各有不同,有些椰奶較濃,有些洋溢柚子的酸,有些擱了太多冰沙,口齒嘎嗞作響。我也分不清誰家道地誰家不道地。我想起朋友的香港室友,不知他記憶中的楊枝甘露是怎樣呢?
香港室友最愛珍珠奶茶,朋友和我外出時總要替他帶一杯。倫敦的許多珍珠奶茶太淡了,不知是牛奶或紅茶還沒睡醒似的淡,喝了我就知道這不是台灣。可是這又何妨?
道地,道地之為物,正像童話中的青鳥,愈是向外尋求愈是不可得。弔詭的是,道地總是必須在外發生才有意義——誰在家鄉渴望家鄉味呢——因此追尋道地這事,早在開始便已注定終將失落。然而,接受道地的空缺並非將就之意,而是不再對那唯一執著不捨。異鄉人帶著食譜在他鄉,一間廚房就是一塊小小的飛地,飛地裡逐漸生出迥然的色香味。有人說它失了真,因為不再原始,可是這每一種版本,又何嘗不能視為一種真呢,如果它業已長成了自己。
回想在倫敦的日子,我吃東西大抵不出兩種理由:一是為了看它多道地,一是為了看它有多不道地。我吃到最貼近台灣味的食物是麥當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