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羅智強前總統府副祕書長

在中國崛起的「實力」基底下，習近平的十九大報告，成為全球矚目的焦點。在習近平長達三個半小時的報告中，他制定的不僅僅是中國未來三十年的願景，事實上，他也在為未來三十年的世界展現一個全新的選擇，一個新的政治體制與政治發展模式。習近平提出了非常大也非常高遠的國家發展目標，但是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卻是「小康」二字。

首先，從宏觀大局論，習近平提出的政治路徑，未來能不能成功，尚無法定論與斷論，但他的「出刀方向」，包括更集中的權力模式，不立接班人並樹立無人能及的領導權威；宣示二○二○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不能少」，在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不能掉隊」……都可說刀刀指向當前民主國家的流弊，即經濟體制失靈、政治體制失能。而失靈加上失能帶來了日趨極端與嚴重的貧富差距，而這樣的差距又反過頭來摧毀了人們對制度的信任與信心，並造成廣泛的內部對立。

這也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不公平的代價》一書裡，反覆重申與強調的關鍵，他引美國總統林肯的對民主政治的定位名言：「民有、民治、民享。」用具體而驚人的眾多證據、事件與數據告訴大家，美國已成為「百分之一所有、百分之一所治、百分之一所享」的國家。經濟雖然仍然成長，但絕大部分的果實為頂層的百分之一所享有，其他的百分之九十九，則或分得極少的獲益，或根本沒有得到好處，甚至生活倒退。

其延伸的效應是，於體制，普羅大眾開始懷疑、挑戰甚至反抗「體制」，認為現有的政治體制，是富人為了維持既得利益，繼續獨占社會資源、成長利益的工具；於社會，民眾的內部分歧愈來愈大，對國家的認同感下降，社會對立強度陡升，開始進入了不安與內耗的惡性循環。

但如果，把目光「縮小」一點，把這以上的現象聚焦在台灣時，就會發現，這不只是美國遇到的困境，台灣也進入了相同的惡性循環。台灣也曾有過經濟表現亮眼的輝煌時代，但「富」了之後，「均」並沒有隨之而來，貧富差距的擴大、年輕人的低薪與買不起房子，激化了世代與世代之間、職別與職別之間愈來愈多的對立甚至仇視。

而台灣更大的難題，是這內部的失靈失能、對立撕裂，還有一個外部的「兩岸因素」，也可以說是「意識形態」的統獨爭議，在乘化、激盪本已脆弱的社會團結與社會信任。使得這樣的惡性循環要打破，更加的複雜困難。

也許是看到了民主國家以及一海之隔的台灣，「富而不均」的糾結與困境，習近平根本性的在「邏輯上」解構原來西方民主國家主導建構的「制度標配」。想要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進行混種，調和誘因不足或貧富不公的體制兩難，想要建構不同於權力分立（分散）的民主體制之外，一個權力超集中的政治體制。

中國大陸已經在經濟飛升的面向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卻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其意識到經濟飛升所帶來的貧富差距與經濟不公平，將是「經濟成長」之後，對於中國大陸最大的威脅，因為「不公平」會根本性的解構執政者的統治正當性。

這也是習近平高舉「小康」的意義所在，中國大陸早已成功的做到「脫貧」，而現在也正在邁向「富榮」。但是，大陸知道，他們更大的挑戰是「均富」。

所以，「小康」二字，成為了習近平在十九大宣示大陸的「即期目標」。當然，有此目標，和能達成此目標，是不同的事，也有待實踐。但大陸能著眼見此，是正確的，也是有智慧遠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