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鈞毅

一九六八年，在一連串的爭議之中，曾經是中西文化論戰主要戰場的「文星書店」停業了。曾於中西文化論戰中糾葛的民族與文化認同──被視為學術重荷與一國文化之基底的論戰──那些是在國府統治下，始終未被梳理的現代性問題：日治時代之後「再一次」現代化的過程、「再一次」強化的勞動與剝削結構、「再一次」陷入國際局勢夾縫的政權危機。

無論是要捍衛中國（傳統）文化或西化，論戰的背後始終都夾帶著國府的統治陰影：《文星》雜誌在論戰後續始終遭到警備總司令部刁難，乃至於查禁，到文星書店勒令停業──理念的抗爭或思想的辯論，終究抵擋不過政權為了維持自身存在的顢頇手段。

而這樣的背景，也使得論戰和它的影響與一九六○年代下的台灣文學發展，發生若即若離的關係。

在文星書店停業的一九六八年，《文學季刊》同仁陳映真，因參與左翼書籍讀書會而遭中華民國政府逮捕，逮捕理由為：「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此案又稱「民主台灣聯盟案」；又因陳映真參與《文學季刊》的撰稿，連帶波及黃春明等《文季》同仁。

若我們仍然記得一九六○年曾引發爭議與風潮，強調探索現代人與都市人內心面貌與精神構造的「現代主義」，那麼，陳映真的左翼思想與書寫傾向便可以視為對「現代主義」的反對派。陳映真參與的《文學季刊》亦如是，王夢鷗、姚一葦、葉笛、黃春明與王禎和等皆在上頭發表著作，例如早被經典化的〈兒子的大玩偶〉，一九六六年創刊的《文季》走向明確，但也正因為這樣的明確，遭逮捕的陳映真也使得《文季》連帶被政府仔細地「檢查」過了一輪。

不過，即使伏貼於「現實」，也不代表「現實主義」就是小說的唯一一條現實之道。「現實主義」的論戰在台灣文學史的小說百年裡，反反覆覆地被提出辯證，時而作為教條，時而作為真理；即使是非左翼思想的作家，只要是「關注社會現實」，便能夠擁有共享「現實主義」這一份書寫財產的資格──這種奇特的狀態，是台灣文學發展的變形。誰說「現代主義」關注的就不是現實人們的心靈史？──在這樣的歧異誤會中，關注階級的文學與關注個體的文學，都在國府治下持續發展的「現代化」中，被迫分道揚鑣。

分道揚鑣的證據，或許可以從一九六八年由林海音創設的「純文學出版社」看出端倪：純文學出版社以推廣「（純）文學」為主要目標，其中，文學類書籍（包含翻譯文學）為出版大宗。若對照一九六七年林海音即參與的《純文學月刊》，由何凡所撰的發刊詞之言，純文學出版社的理念便更為明顯：「『純文學』也一樣，文學以外，不予考慮。」

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九六八年：文星書店結束，陳映真被捕，純文學出版社創社。這三件事在「文化」的理念上互有聯繫，而在「文學」的路線岔出。中西文化論戰的後續逐步地顯現出國府治下「現代性」產生的問題，階級與思維、西化與時局，夾在冷戰局勢下的台灣還沒能好好整理日本殖民後的文化與物質改變，便「再一次」地被囊括進「兩個中國」的宣稱與戰爭中──與此同時，一九六八年的西方世界恰逢法國五月風暴，美國反越戰的內部聲浪也大幅升溫；台灣當時應當思索並整理的問題恐怕不只是「中國」或「西化」，「現代」或「寫實」這樣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將「純文學」逐步提升成文化高點的意識形態工程──而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現代（的）文學」應該做些什麼。

但在威權時代下，這樣的問題動輒得咎，也讓台灣的一九六八是一次徹底尷尬的體驗：關注內在的文學則在遙遠的未來與「純文學」的某些理念契合，逐漸成為審美性質的產物、關注階級的文學發展是未來鄉土文學論戰的前哨、而關注本土的文學──夾縫中的夾縫──吳濁流在他創辦的《台灣文藝》第十八期發表了〈為台灣文藝講幾句閒話〉，一如他堅持《台灣文藝》不能改名為「中國」的理念，「本土」是這本雜誌重要的文學基石，這理念有其成果，卻也有其歷史上的悲哀。

因為，就在十年後，當階級與本土這兩種文學上的關注漸次合流，開始鄉土文學的關懷與書寫時──「再一次」地，規訓與懲治的恐怖，仍將呼湧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