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蘭虹

縱使我們的長輩活著時，會有一些和我們意見相左，然而當他們闔上眼睛，回到塵土的時候，我們卻又回憶起種種未能盡孝道的事情，而感到終身的遺憾。

和母親見最後一面是在一九九八年九月，她逝世前的兩個月。在台灣接到噩耗後，我馬上將要開研討會以及接待訪問教授的事情，交託給好心及負責的女同事及助理。我請兒子做為陪伴，帶著手提電腦啟程趕到波士頓，以便在回程可以把回來第二天要參加研討會時貴賓的英文致詞稿準備妥當。

二十四小時的路途很順利到了波士頓機場，轉機場巴士，坐藍線地鐵，再坐火車到衛斯里鎮（Wellesley, Mass）。那是父母親住了二十二年的地方，也是母親長眠地下的衛斯里墓園所在地。

一九九八年的暑假，我用國科會的補助到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三個月，因為哈佛在康橋，離衛斯里有一段路，所以我沒住在娘家，可是我常常掛念著雙目失明又患哮喘的母親。我一個星期只去看她兩次，偶爾幫忙她如廁、沐浴、剪手腳指甲及陪她吃飯。

她一點也不挑食，也不抱怨，但是她其實一直默默的忍受著病痛。雖然我知道她是不甘願離開生活方便的香港，一九六六年便隨著丈夫及兒子移民到美國，她仍不時的告訴我父親對她很好。

二姐曾想盡辦法去找一位會講中文的醫生，於是看醫生，反而是難得她可以與他人用中文交談的機會。有一次我陪她去看北京來的女中醫，母親那天的的笑容很燦爛，直對著中醫說「妳真漂亮」，其實她雙目失明多年，可能只看見一個輪廓。

見到母親生前的最後一面是在安養院，我隻身從哈佛大學轉車前往，路經中國城去買了一份母親最想念的油條及廣東粥。她已經沒有太多力氣講話，但很快接受了我帶給她的食物。看見她使勁地嚼著美味的中國食物，令我憐惜不已，雖然她不太喜歡喝水也勉強的喝下半杯。

正在那一刻，火車響起開動前的鳴聲。母親很自然而且理性的對我說「走吧！」因為她心中明白，我一定要趕上火車才能在深夜之前回到住處。我噙著眼淚對她說：「媽媽，請保重」。我不敢告訴她，第二天我就要回台灣準備開學了。

在蓋棺的時刻，母親慈祥的臉孔深映入眼簾。殯儀館的老闆竟然是世代在香港做殯葬禮儀事業的。波士頓的華人多起來，他也可以用廣東話，夾雜著不正確的英文，做起生意來。這一點或許對死在異鄉的母親來說，正好提供了她能接受的港式髮型及化妝吧。

母親是唯一每一天都活在我心中的人。抗戰時她帶著大姐從河北到重慶千里尋夫，大陸淪陷前從重慶坐飛機搬到香港，再從香港移民到美國，期間有太多不可思議的經驗及驚險。據說在重慶的機場，有人要替她抱孩子，把我從她手上奪走，幸好她堅決把我搶回，才保住了我的存在！

最近幾年，我從研究台灣女性城鄉遷移和國際遷移中的女性角色，好像是在發掘一些過去中國移民的謎及填補學術的空白。母親生前給我的人生啟示，就是我從事移民研究的力量。在她往生前二十八年，我嫁到台灣，每年只能擔保看到她一次，這是我感到對她的虧欠。加入人口與婦女遷移研究的行列，具體行動，也許是我彌補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