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浩偉
一九四八年的三月，楊逵寫了一封信給《台灣新生報》主編歌雷，被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為題，刊登在「橋」副刊上。文中楊逵這樣寫著：「我們目前瀕於飢餓，特別是精神上的飢餓，這就因為台灣文藝界不哭不叫……」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星期天的午後的中山堂南星室，許多來自台灣東西南北各地的本省與外省作家，在此齊聚一堂，舉行茶會，討論文藝創作方面的問題；而不久後，四月四日，又召開了第二次茶會，同樣有許多作家參與，同樣討論了文藝創作的問題，只是，這次作家們討論的主題竟是「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

這兩場茶會，都是由隸屬於台灣省政府的《台灣新生報》「橋」副刊所主辦。但是，面對如此景象，若想起一年又一個月之前才發生過的那場歷史悲劇——二二八事件，這似乎是有些弔詭。外省與本省，怎麼會齊聚，甚至似乎要攜手做些什麼呢？

畢竟，二二八的鎮壓結束後，國民黨還展開大規模清鄉行動，有許多懷有異議的文化人因此下獄、枉死；另外，大批懷有左翼理想的青年和知識分子看到國民黨政權這種極權的本質，則轉為支持共產黨，進行地下活動，日後卻也因此受盡壓迫、遭到殺害。

經歷巨大的創傷與政府殘暴的整肅，民間媒體的批判性盡失，本省知識分子也只能放棄言說，採取緘默姿態，成為一種不合作的抗議。人民與政府之間充滿不信任，台籍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情感上的、文化上的隔閡也都愈來愈大，而外省人作家對日治時期台灣人作家奮鬥所累積的文化成果，更是愈加地無知，還以為台灣只是個蠻荒的「文藝的處女地」。

然而，就是在這樣凝滯的文化窘境底下，歌雷（本名史習枚）開始在《台灣新生報》上主編「橋」副刊。他雖然身為外省人，卻積極促成與本省人之間的交流，試圖消弭歷史創傷帶來的隔閡，同時，因為他懷抱文學必須反映、改造現實的信念，也讓他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傳統當中找到能夠彼此「橋」接的共通之處。在「橋」副刊上，他一方面介紹當時中國新文學，一方面也邀請台灣人投稿，並替這些擅長日語卻尚未熟悉中文的作家們翻譯、發表。

而到了一九四八年的二月，就在二二八事件將要滿周年的前夕，曾擔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台大中文系首位系主任的許壽裳遇害，雖然新聞報導他是被小偷所殺，但許多人皆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所為。無論如何，這件命案並未震懾本省外省文化人，反倒令他們深刻認識到結成統一陣線的必要。

三月，楊逵寫了一封信給歌雷，日後這封信也被孫達人翻譯，並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為題，刊登在「橋」副刊上。文中楊逵這樣寫著：「我們目前瀕於飢餓，特別是精神上的飢餓，這就因為台灣文藝界不哭不叫，陷於死樣的寂靜，如果這樣的狀態再繼續下去，我們除掉死滅之外是沒有第二條路的，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沉默著等待死亡。」

發聲，交流，消弭隔閡，互相認識，結成統一陣線，並以文學揭露現實、介入現實、改變現實。或許，就正是這樣的疾呼，讓歌雷下定決心籌備茶會，實際將這些寫作者們團結起來。

在第一次的茶會上，楊逵就說：「為此『橋』這回的對本省作家的優待辦法及這樣的茶會是很好的開端，值得讚揚的。我希望各報副刊都得這樣作，進而各報連繫合作起來，造成全面的發展，這才是建立台灣新文學的基礎。」

而在第二次的茶會上，楊逵更直言：「光復以來快要三年了，應要重振的台灣文學界卻還消沉的可憐……這回『橋』主編歌雷先生給我們聚聚談談的機會，造成文藝工作者合作的機會，再而為本省作家設法翻譯與刪改的便宜，這些辦法都很可能掃除台灣文藝界消沉之風，希望全省振奮合作，痛痛快快寫出我們的心思與人民的苦悶。」

在二二八及其後的肅殺氛圍底下，這群文化人試圖合作的努力令人動容；可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之間的認知終究有落差，也因而，在這兩場茶會之後，他們更以「橋」副刊為中心，展開了一連串的「台灣文學論戰」。相較於外省作家以中國中心文學觀看待台灣文學的角度，台灣作家則力陳本土文學傳統、回顧日治時期文學遺產、強調台灣歷史特殊性。

他們立場不同，意見殊異，論戰也似無明確結論。但儘管不同意見交鋒，不分出身的許多作家都親身參與了這場的討論，開始思索、探問「台灣文學」的內涵及意義。於是，在這一年多裡，在這短暫的一年多裡——也是在隔年「四六事件」發生致使論戰戛然而止之前；在歌雷、楊逵、孫達人以及雷石榆、張光直這些活躍於「橋」副刊的作家被一一逮捕之前；在戒嚴令、白色恐怖、反共文藝政策的強烈巨浪席捲而來之前；在國民黨強力封殺、「台灣文學」面臨漫漫長夜之前——這群人在歷史悲劇的創傷後，在歷史轉折的夾縫中，迸發出耀眼的一瞬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