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浩偉

三○年代以後台灣文學步入成熟期，且各項發展都以十分驚人的速度、從四面八方進行著，彷彿之前被長久壓抑而醞釀著能量，在這段時間裡一併迸發。尤為重要的，是許多文學組織陸續成立、各種文藝雜誌也相繼創刊，原先島內各地如孤星般的文學活動，霎時聯結成一幅廣袤星圖，更遙相呼應著日本內地所流行的文藝思潮。從《南音》、《福爾摩沙》、《先發部隊》、《第一線》，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五月召開了第一回台灣全島文藝大會，會中成立「台灣文藝聯盟」，幾乎網羅了全台灣的新文學作家，共有八十餘人不分南北齊聚一堂，而其機關雜誌《台灣文藝》也於同年十一月發刊，這都可謂這整股能量的最高峰，標誌著創作、評論的開花結果，甚至是一個獨立的文壇主流之浮現——更重要的是，這些文學藝術活動，絕大多數的參與者都是台灣人。

換句話說，即使是被殖民者，台灣人依舊努力地在各種束縛底下攫取養分，而總算讓文學藝術扎下了根，並繼續用自己的雙手奮力建設著。

然而，明明前一年還是這種大團結的景況，到了一九三五年，卻旋即又有了變化。

六月，一篇作者署名為「惡龍之助」、刊登在《台灣新聞》上的文章，猛烈地抨擊「台灣文藝聯盟」內部存在著階級性和民族性的派系之分，違反了當初聯盟成立的宗旨：「本聯盟聯絡台灣文藝同志，圖謀相互之親睦，以振興台灣文藝。」

隨後，以楊逵為首的幾位作家，如賴明弘、賴慶、廖毓文等人，也都接連發表文章以示贊同；他們同樣認為文藝聯盟的編務不應集中在張星建、張深切等少數人身上，主張應該打破派系。面對這樣的攻勢，當然，也就會有護航者來替聯盟以及二張辯駁，像是以評論著稱的劉捷，就先後用了四個筆名，分身袒護，一人力戰群雄。

這場筆戰之猛烈，令被批評的《台灣文藝》都不得不在該年七月號的廣告欄底下打圓場：「這次關於文聯的組織以及諸問題，諸同志在台灣新聞紙上很熱心的互相討論，好雖然好，未免太過火……」文末，還勸作家們以大局為重，遵從聯盟的方針。

也許，這都肇因於這股文藝能量匯集得太過迅速吧。雖然組成了聯盟、看似統整結合，但在底下，作家們各自的想法、路線、出身背景，甚至是創作信仰，卻依舊有著大大小小的對立和矛盾，且可能還要考慮到那些從史料文件中並未記載的文人相輕。本來，應該需要更多時間來溝通、討論，但在那樣迅速的進程底下，誰也無法自顧自地停下腳步，只能被局勢推著走。

其實，這場《台灣新聞》上的筆戰，早在《台灣文藝》上就可窺得蹤跡，無論在「建設台灣文學」的議題上，或是「文藝大眾化」的討論裡，都無不可見到相異立場之對決，可以想見這些意見上的不合都埋下了筆戰的伏線；而在筆戰那之後，問題也並未得到解決，最後，楊逵乾脆退出了台灣文藝聯盟，自己另尋出路，創設台灣新文學社，並於年底發行了另一本文藝雜誌《台灣新文學》，頗有抵抗的意圖。

天下合久必分的預言，在這一年的台灣文學界又再一次地上演。然而，這不是那麼地令人悲傷，因為從後見之明來看，分，並不代表整體發展由盛轉衰，且《台灣文藝》與《台灣新文學》的執筆陣容，絕大多數都是重疊的，似乎沒有誰因為這次分裂，而失去舞台；說是競爭，也是良性的。合久必分，但換個角度想，也就是多出了一條風景不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