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傑銘

乙未年之後，島嶼的人們對於不遠的彼岸，總藏著一分期待。

騷動的時代，勇氣是紅色，希望是白色，未來卻是黑色的。經歷反動之後的台灣，在日本殖民政府的懷柔政策下，以鄉紳為首的反抗勢力日趨瓦解。全台各地的詩社，為保存漢文化的一線香火相互取暖、唱和。

那是在無可奈何中學習妥協。只願走更長遠的路。

一九○二年由林癡仙、林幼春、賴紹堯等人成立的「櫟社」，不但是全島最大規模的詩社，也是聚集最為特別的一群傳統文人。初始，櫟社與其他詩社一樣，以擊缽吟、徵詩、集詩等活動相互交流，有濃厚的同人性質。然而，發展到後來，特別是新一代的林獻堂、蔡惠如等人的加入，與林幼春成為社內的核心骨幹後，主導櫟社走向文化啟蒙與反抗殖民統治的道路。

事實上，櫟社成員會脫離遺民意識，除了因為新一代的文人沒有太多的原鄉經驗外，櫟社成員與梁啟超的交往，也是改變這群傳統文人想法的主要原因。

一九○七年，林獻堂和梁啟超在日本巧遇，兩人談及台灣問題時，梁啟超感慨的表示：三十年內，中國沒有能力救援台灣，希望台灣人能效法愛爾蘭抵抗英國統治的模式，以求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做出最有效度的反抗。這句話深深的影響林獻堂，讓他務實的面對台灣社會處境。

當時的梁啟超正傾力在中國推動君主立憲，但因中國內部意見分歧、保守派勢力反撲，使梁啟超對中國的前景相當憂心。所以梁啟超認為，中國無法分心協助台灣對抗日本，希望台灣人能自立自強，爭取自己的權益。

這樣的說法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普遍對台灣的思考方式，像是魯迅在回應張我軍提問時也有類似的解釋，希望台灣人必須務實的面對現況，不要再對中國抱有太多的期待。

來自彼岸的人，帶來殘酷的真相，敲碎島嶼上的人們，寄望原鄉援助的不切實際想像。

然而，也因為林獻堂與梁啟超的這一次巧遇，開啟了兩人之間的聯繫。一九一○年春天，林獻堂帶著長子林攀龍、林猶龍到東京遊學時，特地拜訪梁啟超，又再次誠摯的邀請他來台。

就這樣，雙方約定在一九一一年的春天，在南國的土地上聚首。

一九一一年梁啟超攜女來台，除了台灣文壇高度關注、爭相走告外，日本殖民政府也高度注意這中國的改革運動者，並施壓要求他在台灣不能公開談論時政。

在櫟社為其擺設的宴席上，梁啟超委婉表達自己的處境，不希望造成東道主林獻堂的麻煩：「今與獻堂君相契，故得與諸君晤面；又逢貴櫟社開會，殊屬幸遇，但今夜酒席中俱文雅之人，只好談風月，國家政治不必提及。」

雖然短暫十餘日的遊台過程，梁啟超並沒有參與台灣的政治運動，也沒有公開發表任何政治言論，但卻對台灣文化、社會造成不小的影響。像是他私下與林幼春、林獻堂等人交流，討論中國和日本社會、政治情勢，並且勉勵他們：「勿以文人終身，須努力研究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問題。」希望文人能介入政治，而非耽溺於風花雪月之中，真正的為台灣人民爭取權益。此外，根據甘得中所述，自梁啟超來台後，台灣文壇流行起談論「主義」、「思想」、「計畫」等新式詞彙。

由此足以想見，「梁啟超來台」一事，讓傳統文人重新追尋與世界思潮接軌的方式，除了坊間引進《民約論》、《社會平權論》、《天演論》的中譯本外，一九一八年蔡惠如成立「台灣文社」，出版《臺灣文藝叢誌》，引介外國新思想、新思潮，也令台灣文化圈產生重要質變，以及跳躍式的成長，為一九二○年代台灣文化運動拉開序幕。

梁啟超，一個惶惶然的幽影，在中國的破曉前走過台灣，用一個轉身的時間，為台灣的啟蒙運動，留下一個逗號的距離。

彼岸的人，島嶼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