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渡

台灣著名書法家杜忠誥談起他在台中師範讀書時，因得識呂佛庭老師，而改變了他的人生。以呂佛庭在畫界的才華與輩分，原本應有大學或研究機構來聘請，然因一九四九年遷徒來台的學者、文人太多，他只能在亂世中，先謀一個教職棲身，再將一生藝術修為，教與年輕的學子。

當年的台灣，窮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是讀書；讀書最好的出路，就是讀師範學校；因為它提供食宿、免學雜費，還給一點零用金。一個窮孩子，可以吃得上白飯（而不必吃地瓜簽），就已經是很幸福的事了，何況有零用金。所以師範學校往往是第一志願。

杜忠誥便是台灣彰化鄉下的窮孩子。他一生未曾想像會碰上國畫、書法、水墨藝術，然而，歷史的大遷徒，卻讓他在師範學校，遇上了呂佛庭，一個被張大千喻為繼他之後最重要的國畫家。他向呂佛庭習畫，後來呂老師告訴他，不僅要做畫，還要習字，於是他開始習書法，一生不輟，終而成為書法大家。

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大遷徒，一個台灣鄉下的窮孩子不可能有機會師事國畫大師，更不可能走上書法之路。

藝術家為人津津樂道者，還有吳學讓之於嘉義中學、花蓮師範學校，王攀元之於宜蘭，李仲生之於台北二女中、彰化等等。

水墨畫家周澄，就讀宜蘭頭城中學時受教於畫家江兆申，自此影響了周澄的一生。後來江兆申投入溥心畬門下，轉台北成功中學教書，轉故宮工作，至故宮副院長退休。

透過教育 植入台灣

一九四九年，小小台灣一下子擠進兩百萬人，帶來了太多知識分子、文人、藝術家，他們生存不易，只得輾轉台灣各地，謀求生路。許多高學歷知識分子低就於師範、中學、職業學校、小學等，他們分散在台灣中南部，甚至東部偏遠的鄉村，一如唐君毅說的，這是「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的時代。

然而，這些飄零的生命，卻未曾凋零，而是把文化的血脈，帶到最偏遠的角落，透過教育下一代，深深植入台灣這一片土地上。

現在，許多台灣知名的作家、藝術家，都是在關鍵的中學時代，受到這些渡海來台的老師啟蒙，在藝術薰陶下成長，終而自成一家。除了藝術家，還有作家、詩人、音樂家、科學研究者等，在各地散落文化的種籽。

不管是藝文、醫生、學界、政界的朋友，彷彿每一個人都可以舉例說明他的成長過程中，在某一間中學、師範，總有那麼一兩個老師，曾帶來關鍵性的影響。他們可能是來自北大、清華、杭州藝專、南京中央大學等，無論過去如何輝煌，如何悽惶流浪，現在已飛入尋常百姓家，在教育領域默默奉獻。

流離失所 不忘理想

一九四九年的大遷徒，給台灣帶來威權政治、戒嚴時代、白色恐怖，卻也帶來無數的人才。他們當然不是當權者，否則不會散落各方，他們甚至是受苦的知識分子（例如殷海光、雷震），他們在台灣各地教育學子，默默奉獻一生。這些人才是真正的渡海傳燈人。

這些人對台灣文化社會進步的奉獻，可能遠遠超過成名於外的人。談台灣的中華文化根脈，絕對不能只是看見當政者的政策，而是要看見那些未曾被看見的根，那才是生命力深沉有力的地方。

有大陸學者曾議論道：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之所以留下更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是因為許多優秀的學者、知識分子、藝術家都隨著國民政府去了台灣，所以台灣的中華文化特別豐厚。

然而，不要忘記了，是那些流浪於民間尋找生路的知識分子，那些苦苦掙扎於生存邊緣的文化人，在流離失所時，不忘理想，不忘人文關懷，終於把文化根脈保存下來。

（本文摘自《暗夜裡的傳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