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禎苓

《KANO》上映了。二二八早晨，我坐在電影院裡和一群陌生人為另一群棒球魂歡呼、流淚、心疼。

看著影片內，蘇正生對準迎來的白球，奮力揮出手中球棒，猛烈一擊，球竟擊到全壘打牆上，留下一塊印漬。眾人驚呼，場內場內，電影內電影外。「哇，太離奇了，他是人嗎？」男人小聲地對著另一個男人說。接下來，那計分板的數字隨著訝異之聲跳動。

跳動。心臟的節拍隨著投手、打擊手起落的手勢與臂膀，隨著現場轉播員的播報而跌宕。

零四年吧，那一年雅典奧運，那一年我開始準備大學學測。和中華隊一樣，練習如何準確無誤接殺每一科來勢洶洶的模擬考試題，把自己的思路、寫題目的速度訓練得快狠準。投球、揮棒、接殺。

夏天仍舊很熱，教室內幾支電風扇轟轟地響，老師在前方講台上，一邊口沫橫飛解釋演算方法，一邊寫下整黑板的公式演算。台下的我們心情浮躁，像日曬過度的皮膚，微微發癢，時不時抓著、搔著。

教室後方的同學，早已偷偷扭開收音機，仔細聆聽在他方的戰場上，中華隊究竟怎麼樣了。同學闆娘把比數抄寫在小白板上，○比○，舉起，在老師背過身的瞬間。好家在。

數十分鐘，闆娘的小白板再度舉起，一比○，中華隊領先，黃金戰士萬歲。啊。我們竊喜。微笑。老師以為我們都看明白了。是呀，都明白了。我們學會推算時差，學會每一個棒球術語，三局上，兩支安打，零支全壘打，一個三振，投手投出兩好三壞的球，球場上的數字遠比二項式定理中的數字更誘人。

我們繼續收聽陳金鋒、彭政閔和陳致遠等人在球場上的輝煌。收音機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數學課，我們的地理課，日本、荷蘭、古巴……在球場上繪出一幅世界地圖，裡頭光景盡是我們的想像。

我們為著哪一隊贏球，哪一隊輸球而雀躍、鼓舞、沮喪、惋惜，像觀看布告欄上所貼的大家的成績，哪一科及格，哪一科不及格。與朋友的成績打賭，贏了，輸了，交替著。

那年夏天，中華隊敗北歸來。

隔年夏天，我則在自己的預期裡進入輔大。第一次在新莊棒球場看兄弟象與興農牛對決，整場我都神經緊繃，一邊敲打加油棒，一邊起身、坐下，閃躲內野飛來的棒球。那場我支持的兄弟象輸了。我和同學小保心情低落，緩慢步出球場，在遠方看隊員們坐上遊覽車，車子緩慢駛離棒球場，往新泰路的方向離開。

像那日遊覽車的車速，我也馳著緩慢的速度離開棒球場，離開棒球。而那些曾經與我看棒球、瘋棒球的人，也離開了我的生活。

前陣子因為同學結婚，一場婚宴彷彿高中同學會，談笑間，陸續知道大家的近況，誰是人妻了，誰在當老師，誰在做什麼，只剩我兀自待在校園，繼續未完的博士之路。「哇，我超想讀政大的，可是考不上。」L欣羨地說。我拍拍她。想起高中所有考試成績，我總是敗給她。輸了，贏了，交替著。也許世界上沒有真正的輸，沒有真正的贏。輸贏之間，有時候只是運氣，碰巧達陣了；有時候是自己堅持與棄守的拉鋸，像電影裡嘉農隊的球員永不倦怠、認真地對待每一顆球那樣。

嘉農隊最後還是輸了。即便他們認真對待每一顆球。

輸了，贏了，毫無道理可言。卻又似乎有脈絡可循。

在歸鄉的船上，球員問教練家鄉人的情緒，教練卻說，回到家鄉迎接的會是一大片的草原與稻田。在人生的棒球場，無論是輸了還是贏了，迎來的總不會只是他人的觀感，還有更堅韌、和煦的溫柔，在所熟悉的土地上。像我們這群觀眾，為著電影裡的棒球魂歡呼、感動、心疼。那麼，輸了是如此，贏了不過如此。

焦黃的燈光亮起，我們離開電影院，離開甲子園，離開棒球場，朝向另一個屬於自己的棒球場、甲子園。我們陸續和陌生人組織一場默契絕佳的球隊，或者打一場奇爛無比的比賽。投球、接殺、安打。手腳起落間，懸浮跳動的比數，悸動的心魂。

好球，壞球。贏了，輸了。雀躍，流淚。

我終於曉得，棒球那些事，不在贏，而在每一次竭盡心力的投球與揮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