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五日）與周日（六日），「台灣社會研究學會」在世新大學舉辦了第四屆年會，雖然菲特颱風來襲，會場的求知、交流、串連與結社的熱度不減，最多時候有兩百三十多人，平均接近兩百。青壯輩居多的兩岸三地人士齊聚切磋，馬來西亞朋友也在會場揭示四月馬國大選的「異見」。

我聆聽了五場，很有收穫。箇中，大會推舉的「批判與實踐博碩士論文獎」作品實至名歸，不乏考察歷史，提出雖與主流迥異，但在史料支持下，讀來相當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學術價值之外，對於現實政治，已經另有重要的啟示。

廖彥豪論一九四五～一九五四年的土地改革，讓人眼睛一亮，險些不敢置信。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蔣介石從成都直飛台北。二十一日，台灣省政府新舊完成交接，但省主席吳國楨沒能想到，他所任命的、堪稱省府第一大要職的民政廳長，也是台灣抗日先賢、第一個政黨民眾黨創黨人之一蔣渭水的胞弟蔣渭川等人，竟然遭致本省土地與政治菁英強力抵制。這些「本土」人不但施壓「外來政權」，也用報紙宣洩，先在二十九日假藉《全民日報》（聯合報前身之一）諷刺蔣「鑽營、忘八、濫芋、事仇」，繼之在十日之後（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升高文鬥的規模。

當天，他們在《中央日報》、《全民日報》及《公論報》三家報紙同步刊登「慶祝」蔣等人「榮任」的廣告。不過，掛名「慶祝」的二十一人，三分之二已在三年前的二二八事件中亡故！顯然，這批土地與政治菁英笑裡藏刀，表面「慶祝」，實則恫嚇與警示。蔣渭川認為，這些人在戰後接收日產時貪汙致富，擔心其出任民政廳長會翻舊帳，是以先發制人。此說是否屬實不論，實情是，倒蔣派很快得逞，民政廳長在十三天（一月二十二日）就換成他們屬意的人。

倒蔣不是孤立事件、不是明日黃花，本土菁英以本土庶民之名綁架大眾作為施壓「外來政權」的劇碼，很快就在一九五一、五二年的農土改革立法過程，再次搬演。對於這段往事，當前的主流說法是，彼時「國家強，社會弱」，黨國是外來政權，權在手，令來行，兼有二二八造成的威嚇在前，誰敢不從？廖彥豪追溯這個說法的根源，指認其非與誤導。他實事求是、考察各種文獻之後，述說當年的本土政治菁英及土地階層，成功地操作「維穩保台，台人治台」的政治論述。他們以台人代表自誇，實則謀求己利，具體表現是，至今人們仍可朗朗上口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成績相當侷限，且這個有限的農地改革成績，還是蔣介石與陳誠因領受大陸執政時期的教訓，一方面對本土菁英「讓步」與「妥協」，同時又不得不有的堅持才能取得！農地改革之後登場，《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的立法過程與結果，就只能落得「潰敗的市地改革」之下場。

廖彥豪研讀六年，成就近四十萬言，材料豐富、梳理清晰、創見有力，不但是歷史之作，對於現在與未來的台灣，同樣意義非凡；不但有益於土地政治的研究，對於台灣的傳播研究，同樣會有啟發：國府創電視時，何以不徵收部分執照費，如同南韓。行政院在一九八○年要創公視，費時十八載，背離「強國家」「應有」的效率。公視原定規模六十億，後成九億，這與民進黨聯手國民黨阻卻向商業台課徵公視財源，是否無關？若得史料與廖彥豪的史識，這些問題或許另有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