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寫作，一邊發育

……曾祖母逸離遊戲規則，脫隊演出，她枴杖敲打前頭扮相恍如剛從農會請假外出的口罩媽媽小腿肚，祭出激問：「妳幾歲？」根本沒有想等口罩媽媽回答的意思，曾祖母老痰一清，手指數隻再激問：「我九十五喔，欲讓我無？妳認為我會使等偌久？」

這是《為阿嬤做傻事》中〈人瑞學〉一文的有趣片段。還好，富閔沒有讓我們等太久，在小說《花甲男孩》出版後三年間，他一邊努力蒐集文獻，耕耘自己的學位論文，也不斷地在報章雜誌中發表文章，書寫故鄉，不忘續為故鄉做傻事，就這樣生成了《為阿嬤做傻事》、《我的媽媽欠栽培》兩本新書，讓讀者一飽眼福。

富閔回頭再看自己的文章，總看見一個活生生的「我」在裡頭跑來跑去，就像是小朋友學習寫作業一般，「我覺得我們寫太多作業了，那都是我們花時間寫的耶！應該要好好拿出來環保重用一下！」富閔興奮地說。那無疑是一種摸索自我的過程，藉著書寫自己，進一步了解自己。也如同一部生命史，從自己家族長輩口中不斷問出自己，直到離家求學，那個「我」愈來愈大，「我覺得自己很像是一邊寫作，一邊發育」，富閔笑著說。

而這個「我」，正好出生於一九八七年，解嚴那一年。談及書名的立定時，他覺得「解嚴」一詞很迷人，而自己就恰好降生於此年，很自然地就想援引為書名。而在那個動盪的時代裡，媽媽正懷著他時公司倒閉了，於是她挺著大肚子到了番茄罐頭工廠抗議，當時新聞報導說，抗議的孕婦相當憤怒，殊不知，尚未來到人世的他，正在那肚裡悄悄感受這個新奇世界。這些特殊的經驗，豐富了富閔寫作時的奇思幻想與時代社會性。

走進時光機

從小沒立志成為作家的富閔，在一次文學獎嶄露頭角後，對於筆耕愈來愈感興趣，也愈來愈得心應手。喜愛蒐集、閱讀史料文獻的他，不僅從文字上試圖貼近家鄉，也嘗試從各式各樣的老式物件展現他的「花甲男孩」人生。像是兩本新書中所提到的作家盧克彰《曾文溪之戀》，《中華文藝》、《晨光》等書籍雜誌，還有童蒙好物電子雞、畢業紀念冊、幼時的家庭聯絡簿、安親班與文具行……再再以色彩豐美的筆觸帶領讀者走進時光機，回憶那些不復歸來的童稚時光。

花甲男孩本人，同時也在這樣古物簇擁的生活中，愈長愈大。在《為阿嬤做傻事》的〈桌遊故鄉：小診所〉一文中，他提及陪阿嬤看診掛號，護士小姐詢問名字怎麼寫，「隱身在她身邊的我突然踮起腳尖，像冒失鬼吼著：『林旺的林，馬蘭的蘭啦。』護士嚇了一跳，阿嬤當年身形確實粗勇如大象呢！」而這不就像富閔自言那個「一邊寫作，一邊發育」而「愈來愈大」的自己？經過三本著作的洗禮，已非當年那個初出茅廬的文學獎少年，其身形也在台灣文學新銳作家隊伍中愈顯巨大且具影響力。

透過物件與媒介去認識這個世界，成為他書寫時的一個重要特色，他認為老物件與媒介能夠加強寫作的說服力，最常出現的正是老照片，增加讀者閱讀的樂趣正是他讓老物件們出現的最終意涵。富閔喜歡不斷找尋文本、文獻，試圖讓不同的文本、文獻撞擊、產生作用，並思考實體文本，像是籤詩、作業紙、宣傳單等和文字文本之間的關係。因此，我們可以在《為阿嬤做傻事》〈我們現代怎樣當兒子〉中看見一則傳奇的故事：他為身體不佳的父親抽籤，擲筊過程異常順利，連出現三次聖筊，一讀籤文馬上發現異狀：第五十支籤的籤序為戊癸籤，是支上上籤，籤曰「戊癸上吉」，而他父親的名字，正是「戊癸」。談到這段時，富閔眼神晶亮，彷彿親身走過一段砲彈流肆的時代，為此時的靜好歲月而感到心滿意足。

我們這一代

他除了書寫自己，也將台南大內楊家兩百多人大家族一一搬上戲台，讓讀者細細品味南都鄉村大小趣事。在因緣際會下，富閔開始寫了副刊專欄，他想寫出他這個時代，自我的成長過程與經驗，像是全民健保的一代、認識台灣的一代（其就讀國中時，恰好是「認識台灣」國編本教科書出現的時期）、我們是……等的一代，這些特殊的經驗都是他寫作的重要土壤。兩本新書主題除了環繞在鄉土之外，到了第二本《我的媽媽欠栽培》的最後一篇，他即提到了「出家」── 隱隱然暗示了書寫的大方向，就是「家」。

自認八卦又敏感的他，從小聽聞長輩訴說許多家族與鄉土的故事，後來也因興趣使然，蒐集更多相關資料，這些靈感與養分，成了他文章中的一磚一瓦。對一地的興趣，也使得現在的他每到一個陌生地方，即先了解簡要地理，像是廟在哪裡、河在哪裡、圖書館在哪裡等，然後再查閱相關文獻，進行系統性的理解。

在作家之外的另一個身分，是研究生，富閔延續他對於老物件們的興趣，探索了第二次大戰後台灣老兵的問題。軍隊一叢一叢地自一九四五年以後陸續來台，然而當年的青年才俊，也漸漸長成了老兵，一九七○年代後老兵在台灣的凋零，就像是台灣鄉土小說中那種最底層的小人物。當他們可以開始回顧過去，書寫自傳時，就代表他們已有一定年紀了，那是一種屬於時代的、屬於社會邊緣的流離記憶。富閔好奇他們為什麼要書寫自己──他發現，自己好像也在做同樣的事！

寫成一個老作家

他常聽旁人說，寫論文和寫散文是南轅北轍的兩件事，他倒覺得這兩件事應該是相輔相成的。他也自言，這兩本新書的出版與他在台文所的就讀經驗相當有關係，如果沒有進入學術殿堂經過一番訓練，他認為他應該沒辦法寫出如此具有歷史視角的書，對相關主題的思考也可能不夠深入。書寫論文的經驗因此輔助了他的創作成果，有許許多多和自我、家族、家鄉相關的問題，他一直想要去處理，有時候他選擇以論文處理、有時候則以散文書寫，這就是他心中所認為的論文和寫作之間的關係。

在漫長的撰寫過程中，他自言似乎廓清了一些甚麼，寫作就是一種自我摸索的過程，他覺得許多題材仍能繼續以線引線，延伸出更多他想要向讀者吐露的生命經驗，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好奇心愈來愈重，且戰且走且摸索，試圖讓自己的寫作主題與內容更加開放。如同他在《為阿嬤做傻事》〈寫成一個老作家〉中所述：

作為解嚴後出生的台灣囝仔，所謂「認識台灣」教科書的一代，此刻我把目光不分族裔省籍停靠在台灣文學老作家身上，只因老作家年表如文學史之脊椎；老作家文本如文學史之血肉；老作家向我諭示身體與寫作的奧義，每篇文章我必須當成遺言在寫；老作家文學之續航力再度叩問我──

你立志要當作家了嗎？

「我想寫成一個台灣文學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