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首重風格，寫作尤其是如此。

名作家張玲愛的處世哲學與文章風格尤為世人所樂道，她的文風雖是世俗的，然而旁人絕對學不到她的精髓，其間主要原因來自於她對人生的觀照點，自有其絕妙之處。

在〈到底是上海人〉裡，張愛玲說：

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上海人會奉承，會趨炎附勢，會混水裡摸魚；然而，因為他們有處世藝術，他們演得不過火。

張愛玲筆觸所到，時常能將維妙維肖的音響效果，帶入讀者的耳裡，使人為書中角色的難堪處境，油然而興辛酸之慨。

小說《秧歌》裡，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他們一直是窮困的。他遁得早上躺在床上，聽見他母親在米缸裡舀米出來，那勺子刮著缸底，發出小小的刺耳的聲音，可以知道米已經快完了。一聽見那聲就就感到一種徹骨的辛酸。

名著〈傾城之戀〉顯現出張愛玲對一座偌大城市意象的掌握。小說家從上海人白流蘇的視角，看見了充滿刺激色彩與強烈聲光的香港：

那是個火辣辣的下午，望過去最觸目的便是碼頭上圍列著的巨型廣告牌，紅的、橘紅的、粉紅的，倒映在綠油油的海水裡，一條條、一株株刺激性的犯沖的色素，竄上落下，在水底下廝殺得異常熱鬧。

則香港對白流蘇而言，已無疑是一塊生命力勃發，將外來者不由分說地，捲進擁擠的人流與人心戰場的強力磁鐵！

反觀上海，那景象卻徒留使人不能喘息的窒悶與時空凝滯：

門的上端的玻璃格子裡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落在青磚地上。朦朧中可以看見堂屋裡順著牆高高下下堆著一排書箱，紫檀匣子，刻著綠泥款式。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裡，擱著琺藍自鳴鐘，機括早壞掉了，停了多年。兩旁垂著硃紅對聯，閃著金色壽字團花，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

同樣是沉重，同樣使人神經緊繃，上海的白公館已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香港這座城市卻成了白流蘇新興欲望的試煉場：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城市傾覆了。

將平凡的愛情演繹得如此突兀！那也正是張愛玲最強烈的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