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油價在政府一次漲足後，國際油價卻連續十周下跌，引發決策失當的議論，馬總統在參加嘉義大學畢業典禮時，因此公開感慨「世事難料」。輿論界對馬總統感嘆的批評，反映出長期以來，政府在政策研究方面的重大弱點。六月四日，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要求文化部長對六四天安門事件表態，龍部長表示：作家可以有「勇」，但做為部長，背負著社會期待，有勇之外，需要有「謀」。這個說法基本上是正確的。然而，我要強調的是：政務官的「謀」必須以「政策研究」做為基礎，而不能僅止於其隨機應變的能力。

據我所知，我國政府大多數行政部門若不是根本不做政策研究，就是不知政策研究為何物。以我最為熟悉的教育領域來說，一九九四年「教育改革」運動啟動之初，教改派人士所提出的《教改諮議報告書》中有一項極為理性的建議：「成立國家教育研究院」，對任何教育政策的研究，先作深入的研究，再正式付諸實施。令人遺憾的是：教改啟動之後，「教改派」人士立刻把這項建議置諸腦後，他們憑自己對「西方先進教育」的浪漫想像，把學生當做白老鼠，推出一個又一個的教改方案，結果不僅把學生和家長整得七葷八素，而且把台灣的教育體制搞得癡肥臃腫，台灣的教育品質也產生了「虛有其表，華而不實」的危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從「後實證主義」的角度來看，政策研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針對政府部門即將面對的重大問題，未雨綢繆，積極規畫可行的因應方案。舉例言之，在「少子化」的海嘯衝擊之下，已經被教改派人士徹底扭曲的教育體制必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面對這種即將到來的危機。按理說，政府相關部門便應當及早研擬可行的對策，一旦事到臨頭，便可以謀定而後動，不致於手足無措，而徒然感嘆「世事難料」。

令人感到訝異的是：從去（二○一一）年三月「國家教育研究院」開始掛牌運作之後，其主事者仍然抱持著「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以為從事教育研究，就是要找一些跟教育部「關係良好」的教授，來承包計畫，然後再「大包轉小包」，不斷收集「實徵資料」，讓數據自己「說話」。在該院去年所完成的十八項「整合型研究計畫」中，十五項的主題涉「課程及教學」，二項涉及「測驗及評量」，其內容大多屬於「累積數據資料」，而不是「解決問題導向」。真正屬於「政策與制度」領域的研究計畫，僅只有一項：「東亞暨華人區域義務教育政策之研究」，其內容居然也是在收集中國大陸、香港、澳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各地區義務教育之資料！

這樣的「政策研究」根本就是在虛耗研究經費而已，那能解決實際教育問題？無怪乎教育部最近想要推出「十二年國教」，卻把家長、老師、和學生搞得一片茫然。這種不成熟的政策根本不是要「解決問題」，而是在「製造問題」！

正因為我們的行政部門不懂得什麼叫「解決問題導向」的政策研究，推出的政策沒有說服力，所以最近國民黨立院黨團才會通過《黨團組織運作規則》，要求行政院，今後凡是「需立法院配合之重大政策與法案，須經黨團大會議決通過」。這樣的規定不僅混淆了黨政分際，也扭曲了行政與立法的權力關係，根本是在對行政院要推出的政策投不信任票！

馬總統在感嘆「世事難料」之際，請先追問：行政部門有沒有做過「解決問題導向」的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