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生代具影響力畫家劉小東一向以「現場寫實作畫」而聞名，這回他將畫畫的對象轉向故鄉兒時玩伴，透過人像油畫，反映中國近年來的社會變遷，以及即將模糊消逝的故鄉。曾在金門畫過兩岸軍人的《新十八羅漢像》系列的劉小東，還邀請台灣導演姚宏易將回鄉過程記錄成《金城小子》，這部影片勇奪今年第4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
打從青春年少赴北京就讀中央美術學院學畫，劉小東離開故鄉遼寧省金城鎮至今已整整三十年，回鄉作畫前，他找了台灣的導演侯孝賢團隊合作拍攝紀錄片《金城小子》，一舉拿下二○一一年第四十八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
為什麼會有紀錄片的想法？劉小東自己在影片中說出了最重要的關鍵，他說：「我覺得畫甚麼都可以，都可以畫得很好，可是，繪畫達不到我在短時間內想畫出的內容，我只能選擇一個角度（表現），這個時候拍電影就很合適，可以全方位交代（我想表達的意念）。」
於是，侯孝賢指定團隊裡的姚宏易來擔任《金城小子》導演兼任攝影，侯孝賢開玩笑地說：「因為經費其實也沒有很多。」
在三位大師（侯孝賢、廖慶松、李屏賓）身邊磨練十七年的姚宏易，以一幕幕精緻如「油畫」般的影像，記錄劉小東透過飽滿、剛健的繪畫語言、熟練的繪畫技巧，將兒時玩伴、老家凝結在畫布上的過程。而這趟旅程劉小東最終完成油畫、瓷器作品和紙上作品約七十件以及日記二百多篇。
不花俏 以傳統寫實前進
作為中國新生代畫家代表的劉小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堅持傳統的「現場作畫」方式。他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我沒看到的東西，絕對不畫」，《三聯生活週刊》文化部主筆舒可文曾在一篇〈寫實派與新生代——劉小東的油畫藝術〉中寫道：「八五新潮之後，中國現代藝術家紛紛湧起，對學院和傳統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傳統的創作題材、創作思想，甚至是創作技法都被貶低得一文不值，行為藝術、觀念藝術、裝置等將一九八九年美術館舉行的現代藝術展的主展廳占滿。參展的架上油畫作品倍受冷落。在這樣近乎狂熱的空氣中，許多年輕的藝術家放棄了苦心經營的油畫或中國畫傳統技法，投入到現代藝術運動中來。而劉小東卻沒有隨浪而起，衝鋒陷陣，他仍然初衷不改，沿著寫實的道路繼續前進。他說得很簡單，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務實的人，而傳統技法比起觀念來要實在、牢靠的多，選擇這條路子是劉小東慎重的決定。」
曾有記者問劉小東如何決定繪畫題材，他說，他選擇畫的題材，都是他關心的事，如環境、社會的道德，「當有的事讓我感到焦慮時，我就選取一個社會地點，我不會聽別人先說，而是自己親自去體驗一個月，實實在在地感受真相。我沒看到的東西，絕對不畫。我選擇的地點都是使我焦慮的地方，所以我不會去桂林畫，因為那裡的山水已經很好了。」他說。
畫變遷 捕捉家鄉真面貌
因此，當「所有的城市都是一個樣子……工人階級被淹沒了；我們忽然發現我們都是城裡人，我們的故鄉都被樓房盤據，我們都是沒有故鄉的城裡人。」他想為城市化洪流中被遺忘的小鎮和工人階級留下了永恆不滅的證據，他決定回鄉看看老朋友。
劉小東的老家遼寧省金城鎮，曾是大陸第四大造紙場的所在地，印製文革時期的《毛主席語錄》與學生課本。為了捕捉家鄉的真實面貌，劉小東將畫布搬進KTV包廂、飯館，讓畫筆像相機般記錄當下。
三十年的歲月帶走彼此曾有的熟悉感，以及生活的觀念，但他發現人類延續至今且勢必延續下去的是最簡單的情感和關係，面對「老朋友」的方法便是抱著隨緣、隨性的想法，不用主觀意識去限制對方，他說：「後來慢慢跟他們熟了，我的功力就慢慢少了，他們不太在乎這個東西。」真實記錄當下現實中的個體生活形態，呈現出稍縱即逝的青春、都市化的影響、社會經濟的變革，以及大時代的變遷。
曾經讓他關心的，還有兩岸議題，他曾以台灣為題材，包括《檳榔西施》、《離九份不遠》，也曾將兩岸軍人對照呈現，完成《新十八羅漢像》系列，幾乎可以完全不靠任何說明文字，讓觀眾直覺辨識究竟哪一邊是台灣的士兵，哪一邊是中國大陸的。
二○○六年十二月，劉小東受邀在廣東美術館為名模林志玲畫了一幅肖像，作品由一家法國畫廊收購後贈送給廣東美術館。畫中林志玲淡妝、長髮飛揚、一襲露肩紫色長裙、赤著雙腳。他說：「我原來設想的布局很複雜，等到見到她本人後，親切、乾淨，讓人感覺她的內心也非常純淨。於是，我將整個背景處理成了雪白，她整個人如同在空中飛，有一種流動感。」
而畫林志玲的出發點，則是為了推動美術館機制的健康發展，希望吸引更多的大眾前來進行藝術薰陶，「這就需要藉助他們熟悉、感興趣的人和事來引導。」劉小東說。
成名後 出去吃飯我埋單
喜歡表現生活中的人和事，劉小東也曾畫自己和太太喻紅，畫家陳丹青在紐約時從雜誌上初次看到劉小東的畫作，激動不已，立即寫信給劉小東，稱他為天才。打動陳丹青的是一幅劉小東與同是藝術家的太太喻紅站在牆角的畫，畫中的劉小東焦慮而迷茫，陳丹青說那種焦慮和青春的感覺打動了他，他認為劉小東的畫作真實表現出了那一代人的整體精神狀態與現實處境。
個性隨和，毫無架子的劉小東面對記者詢問「作品如此值錢，對生活有何改變？」
他一派輕鬆回答：「沒什麼影響，自己還是那樣，唯一的改變是親戚朋友覺得我很有錢了，出去吃飯都是我埋單，生活成本高了。」他笑著說，儘管和太太喻紅都是畫家，但「生活豐富多彩，生活高於藝術，也難於藝術。畫畫是我個人的工作，也是她個人的工作，和生活不摻和在一塊，生活中也不太談藝術。我們避免兩個人同時做展覽，被人放在一起比來比去，挺無聊的。」
他，永遠將「生活」和「朋友」擺放在人生順位的第一位，也難怪最能從「人」身上觀察出社會變遷，表達出創作的意念。
姚宏易：客觀記錄他返鄉情思
在座談會上，導演侯孝賢回答了當初為何讓姚宏易負責拍攝金馬獎「最佳紀錄片」《金城小子》的緣由。他說劉小東和姚宏易是透過雙方共同的朋友鍾阿城介紹認識的，劉小東來台灣第一次開畫展，台灣負責接待的人就是姚宏易，兩人交情已經十多年，甚至姚宏易和太太、小孩也曾經成為劉小東畫筆下的人物。侯孝賢說：「假使由我來拍小東，我還必須找攝影師，由我來告訴攝影該拍甚麼，這樣太慢了……而且你想的不見得正確，還不如直接到當地去，」他說：「小姚已經是很成熟的導演，所以我當時就決定讓他擔任現場執行導演兼攝影。」
儘管如此，在拍攝的過程中，侯孝賢還是飛到遼寧省金城鎮探過兩次班，與金城的父老鄉親一起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悠閒時光，還在鎮上的KTV包廂中豪邁的獻唱台語歌曲《鼓聲若響》，這段逗趣的畫面也收錄在紀錄片中。
二○○六年執導《愛麗絲的鏡子》、獲得法國南特國際影展青年導演獎的姚宏易，則坦承接下《金城小子》紀錄片的工作，心裡承受極大壓力，因為對於一個台灣在地出生的年輕人，不僅缺乏東北遼寧的生活經驗，最大的問題還是「語言」障礙，濃重的東北口音常常讓他無法進入狀況。
拍攝的內容也是他的另一個困難，原先他心中想的是還原劉小東的「童年回憶」，但「師父」侯孝賢問他：「你還原得了嗎？」姚宏易說：「他不是認為我沒有能力，他認為不需要，還是拍當下所發生的就可以了。」
於是，從二○一○年七月到十月，姚宏易放掉原先自己的想像，從劉小東的角度出發，帶著觀眾環顧了生活在金城的普通人的狀態與變化：他去找兒時夥伴玩，去朋友開的KTV唱歌，去朋友的飯館吃飯，還踢了一場中年組的足球賽……把他的家人、童年的朋友一一描繪在畫布上，同時也用日記、速寫、照片等多種形式記錄下這段時間的生活。在歲月流逝下，這些朋友的境況有所不同，友情、親情也隨著境遇的改變而發生微妙變化。「他們生在這兒，長在這兒，不曾離開，在這兒上學、上班、下班、結婚生子、下崗退休。他們的存在使我心安，使我不是一個完全沒有故鄉的城裡人。這一次也與老爹老媽共度了許多慵懶的傍晚，看到了老之將至後我自己的樣子。」劉小東在日記中寫著。
整晚座談會上，劉小東始終微笑而輕鬆的回答觀眾的各種提問，就像與朋友閒聊的舒適。或許誠如主持人楊照為此次誠品畫廊所寫下的藝評，最能形容劉小東創作時的狀態與思想。他以劉小東二○○三年在和栗憲庭對話時，提到對佛洛伊德（Lucian Freud）的看法為例，劉小東說：「我……體會到他的精神狀態和我完全不一樣……他就是一個『歐洲』的人，他可以沒有朋友……在中國社會不是這樣的，中國社會一出門就是一個party，一進門就是一個朋友，所以生活狀態完全變了，從生活角度講中國人的習性，古代人很散淡的心情會進來，隨著年齡增長會非常散淡，躲在一邊兒，也不說話，這一下那一下的。」
楊照說，這段話清楚地表現了劉小東畫作的一項特色：「人總是在社會狀態中，人是呈現社會狀態的中介。」他說雖然有人覺得劉小東的作品和佛洛伊德很像，「但我們會發現……佛洛伊德的人像，要將人從其所處的社會狀態中拔離出來，彰示其不屬於社會的獨立性獨特性；相反地，劉小東卻總是將人置放回社會狀態下，甚至在部分作品中，穿過人像隱約浮動的社會狀態才是真正的目標，人像只是手段。」
小檔案
劉小東，1963年生於遼寧省，自1980年開始在中央美術學院附屬中學學畫，1988年畢業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系，現回母校油畫系任教，是中國最傑出的當代畫家。在有人說「繪畫已死」的資訊時代，他帶著最簡單的繪畫工具──筆、色和布，足跡遍及中、台、日、泰、美、義、古巴、西藏等地，現場寫生、記錄。
劉小東獲邀在世界各大美術館展出並收藏。今年是他第四度到台灣開個展，之前2002年，於東海大學藝術中心展出《劉小東在東海》；2003年，於誠品畫廊展出《生存狀態》；2004年，於金門展出《金門碉堡藝術展—18 個個展》。
他也涉獵電影，所主演的《冬春的日子》入選英國BBC的世界電影百年百部經典影片；策畫的《三峽好人》獲第63屆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還曾與中國導演賈樟柯共同合作紀錄片《東》，這部紀錄片獲歐洲藝術協會及義大利紀錄片協會大獎。去年與台灣導演侯孝賢、姚宏易合作返回家鄉金城作品《金城小子》獲今年第4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畫展《金城小子》，即日起至明年1月15日，於誠品畫廊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