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讀的是經濟，最關心的是教育。經濟問題常使我苦思難解；教育問題則使我熱血沸騰。當我們讀到嚴長壽先生所寫的《教育可以不一樣》，就很激動：為什麼政府、家長、學校不趕快行動？

人才培養與人才運用是檢驗教育成敗的指標。因此往內看，「大」如五年五百億的政策，「小」如偏遠地區的教學資源不足；往外看：他國來搶台灣人才，台灣既不珍惜人才，又排斥引進人才，都讓我焦慮。

如果台灣教育出現了各種缺點，但千萬不能抹煞它歷史性的貢獻。在教育機會平等的義務教育及低學費政策下，造就了各種人才。多位清寒出身的教育部長：郭為藩、曾志朗、吳清基即是實證。

當前教育制度受到責難，是它缺少「與時俱進」的彈性與改進。因此，階段性「使命」的修正就變成了關鍵。

在民主多元的台灣，人人對教育都有意見及堅持。不論是中央一條鞭決策或地方分權，任何教改方案，難以獲得多數認同，最後官僚系統得到了教訓：「一動不如一靜」。剛來台北演講的史丹佛大學福山教授指出：西方社會已深受「過度制衡」的弊害。台灣也正在慘痛地付出「民主」的代價。

（二）

儘管如此，各種教育問題還是必須要大幅改革。「人才」是核心問題之一。中研院翁啟惠院長於八月中領銜發表「人才宣言」時，特別關心的是「國內迫切需要的專才」。這些專才一面加速流失，一面難以引進。這種高階人力赤字，比一九六○至八○年代的「人才外流」不一樣，實質上更嚴重。那個年代大學畢業生經過國外的進修與實務的磨練，變成了珍貴的專才；當前台灣的專才，抵擋不住鄰近地區的高薪、工作環境，專業發展被「拉」了過去（即所謂Pull Factors），以及國內環境的相對劣勢（即所謂 Push Factors）被「推」了出去。

（三）

在《遠見》七月號中，彭杏珠撰述的「低薪風暴」專題中，出現了這些觸目驚心的標題，政務委員朱敬一說：「人才鎖國比經濟鎖國為害更甚」；國科會主委李羅權說：「低薪只能換薄利」；「大陸三十九個工研院打台灣一個」；「薪不如人，如何留住人」；「星、韓、港都來挖角，雪上加霜」；「海外工作配套優，五年後人才外流更嚴重」；「法令落伍，人才進不來、留不住」；「不讓僑生貢獻，就是浪費」。

綜合這些現象，尤其是低薪，就產生了「人才赤字」。

行政院海外科學顧問卡爾森八月下旬在台北提出建議：「台灣與美國最大的危機，就是把人才趕出去，台灣應更積極延攬最好人才，包括大陸在內。」馬總統公開回應：「已有驚心動魄的感覺，必須急起直追。」

那麼政府就要立刻展現魄力，採取行動。翁啟惠院長建議成立「特別研議委員會」，我建議乾脆改成「人才危機處理委員會」。下表列舉了政府要立刻排除的障礙。